『黄日涵副教授』「中美研究」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 七 ) 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

除了上述可能出现“脱钩”的领域外，美国在另一些领域并不希望终结与中国企业和中国社会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对于美国国家创新体系总体有利。这些领域包括两国在科技产品消费市场上和基础科学领域里的合作，以及两国在非敏感领域的学术交流。企业、院校和科研机构将长期是美国国家创新体系的主体，这些机构仍然会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益，将尽力抵制美国政府过激的“脱钩”行为。美国科技企业仍然需要中国市场，需要通过中国市场创造更多利润，从而支持本土的科研创新投入。为了避免失去中国市场，美国科技企业可能会采取“两边下注”的方式应对中美科技“脱钩” ，同时服务中美两国的创新生态体系。高能物理、国际空间站、人类基因组等大型科研项目耗资巨大，所产生的具有军事价值的技术有限，美国仍然希望通过各国分担的方式推进相关项目。一旦全面限制中国留学生和中国雇员，美国将在计算机领域面临研发人员短缺的困境。这些合作需求会逐步让美国社会和企业意识到中美科技“脱钩”对美国带来的损失，从而对美国政府的极端性措施形成制约。
上述这些难以被“脱钩”切断的领域是中美降低科技竞争对抗性的机遇。从当前情况看，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威胁认知并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普遍共识。如果双方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科技上的安全困境，加强双方的战略沟通，那么双方有可能降低在科技领域的敌手性认知，将竞争转化为一种更为良性的模式。中美在科技领域的一个潜在合作机遇是共同限制前沿技术军事化。前沿技术对国家安全产生影响需要通过与攻击性手段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例如，核技术需要通过核武器的方式对他国国家安全构成影响，网络渗透技术需要通过网络攻击或网络战的方式演变为国家安全挑战。中美可以通过限制前沿技术与武器装备结合的方式来降低此类技术引发的安全困境。例如，中美可以在国际多边领域推动对于人工智能军事化的军控规则，带头履行相应责任。中美也可以通过谈判确立前沿技术军事化的战争规则，设定攻击禁区。
第二个潜在合作机遇在于中美科学界的交流。这些交流既可以通过国际性的大型科研项目，也可以通过在科技领域的国际多边治理机构、科学界的专业性国际会议等进行。交流和沟通能够加强双方科学界的战略互信，促使双方对于一些全球性问题和科技领域的突出安全问题达成基本共识，共同抑制一些科技领域的军备竞赛。科学界也能够在两国政府决策过程中发挥专业性和建设性的作用。
第三个潜在合作机遇在于两国企业界在全球科技公共外交上的合作。中美在科技外交领域矛盾的直接动因是双方将对方的海外行为和海外存在视为战略性威胁。事实上，除去政府层面的行动之外，两国科技企业对全球科技公共产品的贡献更大，并且已经有一定合作基础。两国科技企业把促进全球落后地区科技发展，缩小科技鸿沟作为体现其社会价值的重要渠道，更愿意开展公益性的科技援助项目。相比政府所推动的项目，这些由企业自发的项目政治属性较弱，且能够充分体现出科技造福全人类的价值。此类合作有利于缓和中美两国在科技外交上的竞争态势，也将增加两国产业内部对于双方底层技术和科技生态“脱钩”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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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日涵副教授』「中美研究」李峥：美国推动中美科技“脱钩”的深层动因及长期趋势】为了更好的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加强数字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理论交流、实践交流。来自中国数字经济以及“一带一路”建设领域的专家学者们成立了数字经济智库，为数字中国的建设添砖加瓦。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担任名誉院长，知名青年学者黄日涵、储殷等领衔。政治学与国际关系论坛是数字经济智库旗下的专门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