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文学巨著当代英雄出版180周年 _游戏世界

19世纪文学巨著《当代英雄》出版180周年
2020年是莱蒙托夫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出版180周年。小说1840年在圣彼得堡首次出版，是莱蒙托夫唯一写完的长篇小说，其重要意义在于开创了俄罗斯心理分析小说的开端。小说的结构
尽管十九世纪文学几乎已脱离浪漫主义，但从《当代英雄》的特点看，它正是一部浪漫主义作品，因为其中包含了浪漫主义体裁的所有元素：不同寻常的主人公、异域风情的环境、爱情主线和命运的捉弄。
通读整部小说，可以发现《当代英雄》的叙事时序与故事时序并不一致。从小说中读者可以大致了解毕巧林从在高加索生活到“再从波斯回国的途中死去”这个阶段的历程，按照事件发展先后顺序（即故事时序）来排列的话，小说各个组成部分应该这样来排列《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日记（序言）》。这种结构对十九世纪来说很不寻常。
但作者却有意将这一故事时序打乱，先通过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之口讲述毕巧林五年前与他生活交往的经历，再写作者亲见毕巧林与马克西姆久别重逢的情景，再写作者听闻毕巧林死去，最后才将毕巧林去往要塞之前（也就是与马克西姆相识之前）的日记公布于读者。所以小说实际上的叙事时序是这样的：《贝拉》—《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毕巧林日记（序言）》——《塔曼》——《梅丽公爵小姐》——《宿命论者》。
莱蒙托夫为什么要这样构建小说？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这样可以把焦点逐渐从故事情节转移到毕巧林的内心世界和感受，“从外到内”揭示其性格特点。
是英雄还是恶棍？
毕巧林为什么引起了沙皇（和某些批评者）的愤慨？的确，毕巧林是个奇怪的角色，常常令人反感。莱蒙托夫本人在小说序言中也这样认为，他这样描述毕巧林：“这是一幅由我们整整一代人的恶习合成的肖像画，是这些恶习的充分体现。您会再次对我说，一个人不可能这么蠢。那让我告诉您，如果您相信所有的悲惨和浪漫的恶棍可能存在，那为什么不相信毕巧林的现实性呢？如果您看过更可怕、更丑陋的虚构，那为什么这种性格，哪怕作为虚构，得不到您的怜悯呢？难道是因为这其中的真实，比您所希望的还要多吗？”的确，毕巧林常常以自己的举动破坏甚至毁灭他人的生活，伤害自己生命中的人，玩弄他人感情。但他有维护名誉的意识，他会感到悔恨，承认自己的恶习和恶劣行为，并且不试图伪装自己。
选择这样一个中心人物，与此前俄罗斯文学的道德传统相矛盾，但莱蒙托夫本人并未说明毕巧林是正面还是反面人物。虽然莱蒙托夫并不是第一个使用浪漫主义的英雄加恶棍形象的人（本质上毕巧林继承自英国诗人乔治·拜伦（George Byron）的《海盗》和《异教徒》中的主人公），但对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来说，这种形象非同寻常，甚至令人憎恨。读者很难从毕巧林身上看到英雄的成分，但他们同时必须承认，他是自己同时代的人，是自己所在社会的一部分。
高加索的异域风情元素
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高加索占据重要位置。莱蒙托夫做出这一选择并非偶然，因为他对这一地区非常熟悉。1837年，因为悼念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在决斗中被杀的诗作《诗人之死》遭流放，他第一次来到高加索。数月后，莱蒙托夫成功返回圣彼得堡，但1840年因参与决斗再次被流放到高加索。高加索的大自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其许多诗歌的背景。第一次流放中莱蒙托夫产生了《当代英雄》的构思，第二次流放中他完成了小说创作，并且在其中大量描绘高加索特色。一方面，高加索在《当代英雄》中承担着异域风情和联系冒险体裁的作用，这完全符合浪漫主义文学传统。随着对山民的日常生活和习俗、高山景色、马匹的描述，读者在这样的景色中第一次见到了毕巧林。此外，小说中或许最亮丽的女主人公切尔克斯姑娘贝拉正是生活在这里。某种程度上，她代表着高加索的浪漫印记——狂野的黑眼睛美女，就像山里的岩羚羊一样。但她在故事情节中的存在，是为了揭示毕巧林的形象，其生命中最悲惨的事件之一正是与她有关。
另一方面，可以说高加索是个融合了东方和西方、欧洲和亚洲的传统、宗教及世界观的空间。俄罗斯正位于这两股力量之间，莱蒙托夫描述高加索社会时，在其中不断发现那里与俄罗斯和欧洲社会的相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