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话历史▲为何英国人实行炮舰外交还充满正义感？（下），在19世纪( 三 ) l英帝国史一枚石头摘要：在竞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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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绘英国所称，清水师搜查英籍船只亚罗号时，撕毁英国国旗情形的图画十几年后，英国对在华所获利益已经不能满足，借1856年的“亚罗号”（theArrow）事件发难，联合法国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签订于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极大地扩展了英法等国在中国的利益与特权。《天津条约》除了规定中国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赔偿英法军费各200万两白银之外，还规定：外国公使可进驻北京；增开10处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到中国内地游历、传教和经商。《北京条约》增辟天津为商埠，割让九龙半岛南部给英国，并将赔偿英法两国的军费各增至800万两白银。在这两次战争中，帕默斯顿充当了重要的角色。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和战争中担任外交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前期和后期担任首相，采取的立场非常强硬。然而，和“帕西菲科事件”相比，对华战争在英国国内遇到的反对要强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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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帕默斯顿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就有人写文章谴责鸦片走私活动，称“鸦片贸易给英国国旗带来了莫大的耻辱” 。在战争中，许多人认为，帕默斯顿的座右铭始终是“我的国家，不管它对还是错” 。对此，帕默斯顿强硬地回答：“不列颠的利益就是北极星，是英国政府的指导原则。 ”第二次对中国的侵略，甚至在英国引起了内阁危机。 1857年2月26日至3月3日，议会就政府对华政策展开激烈辩论，站在帕默斯顿对立面的不仅有保守党议员，还有许多自由党人，时任财政大臣的威廉·格拉斯顿（WilliamGladstone1809—1898）在发言中强调“基督教的原则”和“人类的正义” ，呼吁人们投票来阻止在中国发生的“不幸”“犯罪”和“暴行” ， “将仁慈与和平，不列颠的正义和英国人的明智，作为讯息传向世界最遥远的角落” 。一直鼓吹国家间自由贸易、和平通商的“曼彻斯特学派”主要成员科布登，则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案，该议案在下院以263票对247票获得通过后，帕默斯顿立即解散议会，重新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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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布登(左)及其亲密伙伴约翰·布莱特是19世纪英国自由贸易运动的两大主将在竞选中，帕默斯顿积极为炮舰政策和对华战争辩护，声称“一个在广州掌权的傲慢无理的野蛮人，侮辱了英国的国旗，违反了条约的规定，为在华英国臣民的头颅提供奖赏，制定了以谋杀、暗杀和下毒来摧毁英国人的计划……”如此，他为战争披上了捍卫帝国荣誉和国际法尊严的外衣。帕默斯顿一向极富演讲才能，细读他1857年3月在议会关于“亚罗号”事件的辩论发言，人们会发现，他的演说不仅逻辑严密，而且充满激情，可以说是滔滔雄辩。英国历史学家西曼评论道：“帕默斯顿的演说如此有效，以至于任何人只要站在野蛮的中国人一边反对英国的殖民地总督，那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英国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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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发达的工业帕默斯顿的强硬立场在议会遭到反对，但却受到工商业资产阶级几乎普遍的支持，自由党赢得了自1832年以来最壮观的选举胜利，保守党的席位从290个下降到256个，皮尔派从45个降到26个。而曼彻斯特学派则受到重创，科布登和布莱特等人再次丢掉议席。对此，帕默斯顿不无得意地写道：“上届议会中许多讨厌的家伙已经被扔了出去。 ”在同时代的英国人中，帕默斯顿对海军炮舰威力的认识也许是最充分的。历史学家曾指出，帕默斯顿心里念念不忘的永远是英国海军。在他看来：“外交官和议定书是很有用的，但是装备精良的重型炮舰是再好不过的和平保卫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