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其实真的很好看■东西方世界城市、商业同时崛起，为何最后走向殊途？，11-13世纪( 三 ) 11-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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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蛮的十字军东征
而市民阶层的兴起在文化层面上的影响，则更值得人们注意。
在西方世界，由于大批商人阶级的兴起，原有的封建伦理受到冲击。追求善良忠诚勇毅的所谓骑士精神，不仅随着血腥野蛮的十字军东征而凋零，也随着商业革命的兴起而凋零。人们在金钱的追求中度过一生，物欲横流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主题。
而在东方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在南宋时期，出现了浙东事功学派，他们主张“义利并重” ，号召士大夫群体注重实利。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两宋新兴市民阶层的呼声。然而，很显然这样的声音没有被主流社会接受。到了南宋宋理宗时期，主张社会进入超稳态结构的朱熹理学反倒成为了官学。
市民阶层的代言人没有获得官方话语权，我们可以归结于历史的偶然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批中下层士人的呼声罢了，但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也是一个下层士人，这样的说法不免有些站不住脚。
我们要看到，东西方文明背后的历史必然性，则是东西方文明本质上的异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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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我们有更多有益的讨论，但我更倾向于将根，究于环境上。
邓拓在其著作《中国救荒史》中称：“我国灾荒之多，世界罕有……从公元前18世纪，直到公元20世纪的今日，将近四千年间，几乎无年不灾，也几乎无年不荒；西欧学者甚至称我国为‘饥饿的国度’（TheLandofFamine）。即便是到了看似商业发达的两宋时期，灾荒和外敌的困扰仍然是这个国家主要忧虑的难题。
由此，东方文明型国家在数千年的历史当中，始终将抵御天灾和外敌作为首要任务。这和当初大禹治水此后禅让改继承的历史一脉相承。同是《中国救荒史》中写道：“两宋前后487年，遭受各种灾害，总计874次……两宋灾害频繁之密，相当于唐代，而其强度和广度，则更有甚于唐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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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的灾荒，导致中国这个文明型国家必须是一个责任性政府，他必须承担起和百姓一起度过这频繁的灾荒的责任。又因为可耕土地在东亚上的极度稀缺，势必会导致“重农抑商”政策。再加上两宋频繁的战争，导致粮食极度稀缺，逼迫农民揭竿起义并倡导小农视野中的“平均主义” ，如大家熟知的方腊起义、宋江起义、钟相杨幺起义，他们的诉求和口号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平均主义，但这后果显然是导致普遍的人道主义灾难。
一定程度上证明，两宋时期当时的农业生产效率仍然无法在仅有的耕地面积上，产生足够的粮食，能给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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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西方世界中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我们更愿意称其为“商人自治共同体” 。他们的人口规模非常微小，比如驰名世界的威尼斯，实际上在他历史上最为鼎盛的时期，人口也只有10-20万左右，就连巴黎、伦敦、罗马这些所谓的大城市也不过是这个水平。而如今威尼斯的人口规模更是缩小到了6万，还不及中国的一个小镇！
又因为自然地理决定，西方农业和畜牧业的自然产值较高，农民只需要“漫坡种地” ，甚至连水利设施几乎都可以不用修。单产高、人均面积多，所以西方世界上千年的封建历史中几乎没有出现，每年都发生在东方世界的大规模饥荒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唯有一次1315-1317饥荒，原因是连续数年的恶劣天气，数百万人死亡，而当时欧洲总人口约为1亿）。
于是乎，只要农业生产力水平没有提升到目前人口所需的，绝大多数人就必须被束缚在土地上。这也是11-13世纪，城市革命、商业革命在东西方殊途的最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