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其实真的很好看■东西方世界城市、商业同时崛起，为何最后走向殊途？，11-13世纪( 二 ) 11-13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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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席卷全球的“的商业革命和城市革命，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张铠特别有创意的称其为“泉州-威尼斯轴心时代” 。而其中，马可波罗一人为这两大城市做了纽带，颇有一种极为浪漫的感觉，此时的东西方文明商业互相交融，城市化也几乎达到了同样的水平（4%左右）。
在东方世界，城市的中心规模扩大，出现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和数十个十万人口的大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坊市制度被消灭，从长安城的“东西分立” ，到开封清明上河图中的“自由开设店铺” 。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东洋的近世》中称“宋代已经展现了近世社会的种种特征” ，其表现为：土地市场化、规模化；商业市镇兴起；铜钱货币的空前使用，纸币（如世界上最早发行的纸币交子）和银也并行使用。
而作为对外贸易核心的泉州，则被非洲旅行家白图泰称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 。马可波罗口中的泉州则是“光明之城” ，是比自己老家威尼斯更为“光明”的地方。由对外贸易带来的物质和文化的交往，让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在中国落地生根、来自阿拉伯的数学和天文学也传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物种，如占城稻的引进和埃及制糖技术的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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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西方世界，以意大利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为代表的地中海南岸商业市镇兴起。他们通过阿拉伯世界，尤其是埃及地区和东方世界进行连接。东方的瓷器、丝绸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不断涌入西方市场，地中海南岸的商人则在埃及采购，带往整个欧洲世界。威尼斯商人控制了约70%的香料贸易，而热那亚商人则成为了丝绸贸易的控制者，西方商人甚至在泉州开设了商站。
11-13世纪甚至延伸到新航路开辟前，意大利商人在西方世界中独尊一霸，一般被西方史学家认为是“商业发展的黄金时代”或者称为“地中海商业革命” 。
可以看出，东西方的城市、商业革命在互相促进、互相影响。中国社科院研究院张铠认为：“历经泉州-威尼斯轴心时代之后，由于各异质文明的互动作用，终于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上，在亚非欧三个大陆之间基本达到了大致均衡的状态。 ”
然而，我们都知道的是这场席卷全球的商业、城市革命，却没有带来相似的结果，反而让东西方文明走向殊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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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革命和城市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市民阶层的茁壮成长，但也正是市民阶层的不同，导致了东西方文明的不同走向。
在西方世界，市民阶层崛起后成了新兴的政治势力。他们有的和国王联合，挑战直接压迫他们和分割王权的封建主，导致了后续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如英国、法国；有的组成了商人自治共同体，如德意志地区的汉萨同盟；有的组建了商人共和城邦，比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这批独特的政治力量，成为日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后续启蒙运动的主体，为西方工业革命奠定了基础。
尽管来自贸易的收入不断增多，然而两宋时期市民阶层都无法上升成为一个独有的政治力量。首先，我们要“归咎于”两宋时期的科举制度形成上下通透的阶层上升体系。市民阶层可以通过花钱给子女教书，考科举来完成阶层的跨越，没有必要组成独特的政治势力。其次，两宋时期强大的中央集权，不断的从商业中剥削剩余，通过苛捐杂税的形式榨取商人财产，我们自然可以解释为国家财政困难的无奈，但另一方面也让商人无法拥有组建独特政治势力的财政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