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

在经济上,汉武帝继承的基本上是一个黄金时代。
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继耻辱。
换句话说,每个人有自己生活上面的基础,不需要去抢夺别人的东西,不会随便犯法。人跟人之间,有一种礼仪的自信,因此也就会知廉耻。甚至更进一步,反映在政治的秩序上,朝廷不需要有苛法,每个人都会自律,有自己的规范。不过,等到财富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有几个因素使得这个黄金时代开始变质了。
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第一个大的问题是,当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有些"宗室有土,公卿大夫",这些高高在上的人开始流于奢侈,炫耀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一旦有人开始炫耀,必然会产生竞争,另外的人就要用更夸张的方式来压过他。因此,社会上面就开始有了竞相攀比的现象。
昙花一现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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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因素涉及汉武帝对外的政策,即不断开疆拓土。往东南、西南、东北(燕齐之间)方向的扩张,乃至于与匈奴发生多次冲突。这就产生了两个效果:首先,为了开拓这些地方,一定会有越来越高的用度;其次,扩张后,从这些地方得来的远方的物质,又进一步促进了奢侈的行为,作为自己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朝廷本来拥有这么庞大的剩余,但是在开疆拓土后,朝廷的用度越来越大,这些财政上的剩余开始被消耗了。
这时候,司马迁回到了《封禅书》已经处理过的一个主题--秦皇汉武的连接。换句话说,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与开骗拓土的野心,导致他在政治和社会的运作上必然会回到秦始皇的老路:
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行者费,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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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就是因为过度动员人民而灭亡的,但是到了汉武帝一朝,又走上了秦始皇的老路。所以司马迁说,因为拓边,国家的军事行为增多,天下人都被卷入这个动员的系统当中:一部分人必须离开家乡去远方打仗,留在家乡的人还必须去筹备打仗所需的各种资源。因此,整个国度进入一种骚扰不安的情况。如果法令动员不得民心,它必然产生另外一面的效果,那就是如果遵守法律会使人民承受他负担不起的代价,他自然会想尽办法不要遵守,因此一连串的现象就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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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贿赂官僚让家中的男丁可以不去打仗,接下来,连带的社会风气也被败坏了。司马迁在这里有一句非常重的话:“兴利之臣自此始也。"这句话的一个面向是,在朝廷用度这么高的时候,皇帝的价值观念必然倾向于谁能够找来更多的钱就用谁。在这样的情况下,必然会刺激、引诱一些大臣投皇帝所好,想尽一切办法压榨民间的利益,给朝廷和皇帝运用。还有一个面向是,在朝廷压榨民间的过程当中,民间也感染了政治上的风气,价值观念发生了部分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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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可怕的循环:皇帝通过这些兴利之臣聚拢了越来越多的民间财富,更加肆无忌惮地继续去拓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