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历史#失落的王朝：辽代帝王陵及契丹文字发现百年纪( 四 ) 11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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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云山田村实造的调查结果，在战后的1953年出版，题为《庆陵：关于东蒙辽代帝王陵及其壁画考古学的调查报告》（『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这部著作也是唯一通过科学考古且最为全面对辽代帝王陵进行调查研究的报告书，称之为迄今辽代帝王陵研究最权威的学术著作也不为过。中国学者对契丹文的释读就在国际汉学家们对辽代帝王陵展开研究的同时，中国学者们也未停歇。 1930年，东三省博物馆常务委员卞鸿儒（1896-？）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考古学家梁思永（1904-1954）等人组成考察团，对林西一带的辽代遗迹进行了实地探访。 1931年，卞鸿儒在《东北丛刊》第14期上发表了《热河林东契丹国书墓志跋》一文，首次向国内学术界发布了庆陵出土契丹石刻的情况，并刊布了《宣懿哀册》的部分拓本，这些内容同样也轰动了中国学术界。此时，正值中国学术界边疆研究兴起的时代，加之清代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小学研究成果的积淀，使得契丹文字成为了当时许多中国学者们共同关心的学术热点。罗振玉、孟森、厉鼎煃、罗福成、罗福颐、金毓黻、王静如、谢国桢、魏建功等学者皆参到契丹石刻的识读与整理之中。在众多学者中，以罗福成、厉鼎煃、王静如三人撰文最多，取得研究成绩也最大，他们构成了中国契丹文字研究第一代学者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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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成《道宗皇帝哀册释文》其实，学者们对契丹文字的破译，可谓困难重重。从契丹文本身来看，有契丹大字与契丹小字之分。神册五年（920），太祖耶律阿保机颁行契丹大字，其文字直接脱胎于汉字。随后的天显元年（926），又对文字进行了改革，减少笔画和字数，推行的文字为契丹小字。契丹小字大体为表音文字，它以“原字”作为基本的读写单位，每一个契丹小字由一到七个不等的原字互相拼读组成。随着契丹的灭亡，契丹文字也埋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成为了无人可以识读的“天书” 。当时的学者们面对着这些奇怪的文字，完全不清楚其字音、字义和语法。那么，应该怎样打破这种研究上的僵局呢？当时学者们想到了一种方法，被称为比较法。所谓比较法， “就是用契丹字的资料同有关汉字资料进行内容方面的对照考证，确定哪一个契丹字与哪一个汉字相当，从而了解其字的含义。 ”（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比如辽道宗有契丹文、汉文两组哀册，学者们虽然不认识契丹哀册上的文字，但是汉文哀册首题“道宗仁圣大孝皇帝哀册” ，随后是“某年某月某日皇帝崩于何处”的叙述，哀册的结尾则是“呜呼哀哉”四字。契丹文哀册的格式也与之相同，那么，契丹文哀册相对应的部分也应该是这类信息。学者们正是应用这种方法，释读出了诸如数字、干支、年号、庙号以及年月日等一系列契丹文字。经过了近一个世纪，如今学者们依旧在为了破译契丹文字而努力着。伴随着学术关注点的更新，与契丹相关的考古学、人类学、民俗学、建筑学等方向都在不断推进，这些学问可以统称为“契丹学” 。得益于民国时代那些中外学者们的共同努力，如今契丹学已经成为了欧美、日本、中国学术界共同推进的国际性学术课题。契丹这个业已消逝的民族也再次回到人们的面前，并将在学者的研究中越来越清晰。参考文献：脱脱《辽史》，中华书局， 1974金毓黻《辽陵石刻集录》，奉天省公署印刷局， 1934清格尓泰等《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JOS.MULLIE[andP.PELLIOT]:“Lesanciennesvillesdel'empiredesgrandsLeaoauroyaumeMongoldeBārin”.T'oungPao,vol.21.L.KERVYN[andP.PELLIOT]:“Letombeaudel'EmpereurTao-TsongdesLeaoetlespremièresinscriptionscommeenécritureK'itan”.T'oungPao,vol.22.鳥居龍蔵、鳥居君子『満蒙を再び探る』，六文館， 1932田村実造、小林行雄『慶陵:東モンゴリアにおける遼代帝王陵とその壁畫に關する考古學的調査報告』，京都大学文学部， 1952-1953田村実造『慶陵調査紀行』，平凡社， 1994(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