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汉初三杰，为啥萧何功居第一，运筹帷幄的张良却要躲避富贵？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 。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西汉初年的“三杰”命运迥异：封王的韩信被杀；论功第一的萧何使出浑身解数应对刘邦的猜忌，甚至不惜拿好友韩信当投名状；只有张良没有遭受过来自帝王的政治打击，这是因为他深知“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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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1年，刘邦“伪游云梦擒韩信”后，着手分封功臣。对于张良，他给予了特殊优待：“使自择齐三万户” 。这是什么概念？
根据过去千百年形成的认知来看，当时最好的地盘是长安所在的关中， “形胜之国，带河山之险，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 ，即秦地比其他地方好一百倍。其次就是齐地， “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执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 ，齐地比其他地方好十倍。
因此，在分封功臣前，大臣田肯就劝说过刘邦：“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矣” ，富饶险要的齐地，必须要由皇室自己人掌握。
由此可见，刘邦就是让张良在全国第二优越的地方享受三万户的爵邑（即三万户上交的税收归张良），可谓给足了里子和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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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每当王朝更迭时，总能涌现出一大批在各领域呼风唤雨的顶级英杰，他们甘冒风险、九死一生，无非是奔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来。而此时刘邦开给张良的待遇，可谓完全吻合了乱世英豪们的人生理想。
但张良却婉谢了这份殊荣，只是要求把当初他们二人相遇的留地当做自己的封邑，论质论量，都无法与齐地相提并论；
但即使对留侯这一爵位，张良最终也想尽办法推掉。公元前195年，他找到刘邦、请求退休，表示从此“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成了一位看破名利、云游江湖的世外高人。
与张良相反，萧何位居第一批受封功臣的第一位，力压战功显赫的曹参，并且还享受了“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这一“权臣”级别的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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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汉初三杰，面对功名利禄，张良、萧何的选择为何相差如此巨大？原因有两方面。
第一，萧何功臣集团的“自己人” ，张良不是。
公元前201年，刘邦分两批次，共封约40人为列侯，自此以后，刘姓封王、功臣封侯，他们共享权力，遂成汉初政坛规则。由于他们大多出自沛县，而且几乎都是平民身份，因此得名“布衣将相” 。萧何就属于这一群体。
【同为汉初三杰，为啥萧何功居第一，运筹帷幄的张良却要躲避富贵？】但张良却是一个“异类”——他是战国时韩国王室贵胄后裔。
古往今来，所有存在利益的地方，都会有派系、山头之争，目的不外乎党同伐异、尽量为自己攫取最大权益。而区分圈层的指标，自然是出身、阶层、是否有共同经历等等。鉴于西汉初年的皇室、刘氏诸侯王、开国元老们大多都是乡里乡亲，这些“自己人”毫无疑问牢牢占据了核心权力，他们不允许一个圈子之外的人骑在自己头上。
作为深谙中国人情世故哲学的智者，张良看穿了其中利害关系，故而多次推脱富贵，只有淡泊名利、与世无争，才能避免让自己成为大多数人的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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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萧何的遭遇更是证实了这一点。虽然是沛县元老之一，但在权力分配这种核心利益面前同样危机四伏。看似波澜不惊的分封，实际上蕴含着刘邦制衡臣下的小九九：
汉随秦制，爵位与军功挂钩；因此众人都认为曹参当位列第一。但刘邦却执意抬高毫无战功的萧何，甚至煞费苦心地把萧何比作猎人、曹参比作猎狗。但他的真实意图，更像是刻意把萧何这种文臣摆在军功集团的对立面，制造矛盾、让两派互为角力，自己从中操控制衡、坐收渔利，还可进一步保证刘氏诸王的地位。
沛县元老们之间的关系尚且如此复杂，假如张良贪恋权位、投身于这场利益博弈，搞不好会被那些老乡们当做“外部矛盾”、首先联手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