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1929年四川广汉一户农家淘沟的偶然发现,迄今为止已逾90年,中间经过了多次的发掘,出土了诸如青铜神树、玉牙壁、金面罩铜人头像、青铜鸟身人首像、纵目人等一大批绝世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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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历次的现场考古以及碳14检测报告,三星堆遗址显示出,四期不同的文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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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三星堆博物馆对外宣传的青铜器图片上,也赫然标注着“商代中期”、“商代”等字样。当然,这不是没有问题的。
在考古学上使用的碳14检测手段,不能作为青铜器断代的直接证据,只能作为间接的参考。为何这么说呢?当生物体死亡时,会将活着时吸收的碳元素向外释放,即“衰变”。以碳14为例,其半衰期约为5730年,就是说每过5730年,生物体体内的碳14元素将会减少一半。
碳14检测手段就是,根据测算碳14元素的含量,来确定生物体所处的时代。可见,碳14检测的不是青铜器本身,检测的是,与青铜器相近地层的可测物,作为确定青铜器的参考依据。
历史上,一座墓葬就曾出土了一件没有铭文的青铜器,根据碳14的检测结果,确定了这座墓葬属于清代,这件青铜器自然而然也被认定是清代。实则呢,青铜器属于西周,或许是主人出于喜爱,将其视为祖传之物,代代相传;传至清代,被主人的后世子孙当作陪葬品,放置于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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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三期文化距今3600~3200年,基本涵盖了商代(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整个时期。此前的三星堆一、二期文化非常原始落后,至今没有发现哪怕是一小块金属片或者过渡性青铜制品,也没有发现加工冶炼的遗迹。
而此后呢,按照四川省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李绍和介绍,除了三星堆,在对四川上万座墓葬以及遗址的发掘过程中,并未发现春秋战国以前的任何金属制品,这不能不令人有所怀疑学者的推论。
为此,学者给予了300年的“发育时间”,将三期出土青铜器定在了商代中期,弥补二期与三期之间的文化“缺失”,这意味着古蜀国先民从接触铜矿,到掌握添加其他金属,冶炼出青铜,进而再制造出精美绝伦的青铜器,花费的时间是300年。对比一下当时文明程度远超四川的中原,这一进程至少花费了2500年,多少有点匪夷所思。可见三星堆四期文化之间不仅没有相似之处,也看不出继承关系,甚至出现了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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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出土青铜器的总量看,估计在8~10吨,需要约为100吨铜矿提炼,但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地处成都平原,掘地一米便可见水,根本无矿可言。
此外,制作青铜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和当时的生产力并不匹配,同时制作青铜器的工艺,需要制模成型,以出土青铜器数量推算,需要大约2000余套模具,但历次考古中,迄今未发现模具的踪影。
否定了蜀先民“本土制造说”,制造时间也存疑。那么,三期出土的青铜器,会不会由当时商部族的一支直接运输入川呢?
华夏先民都始于共同的先祖族群,只是随着后来迁徙路线的不同,定居于各地。其中的夏部族建立了夏王朝,成为了其他部族的“带头大哥”,但实行的是“部落联盟制”,各个部族实则是相对独立的方国,各自有着各自的图腾以及习俗。
一般认为,商部族是神鸟崇拜,《诗经》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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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距今8000年前,商部族中的一支来到了河南舞阳一带,而后辗转到达了商丘,将河流贯通的河南作为居身之所,原因是远古生产力落后,而人类的生存又离不开水,所以选择了近水而居。但水在《易经》中指代“坎”,意思是陷阱、危险,说的是古人难以掌握河水的涨落情况,经常遭受洪水的侵害。
古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到乌龟有种本领,其每年都能恰到好处地将窝,提前构筑在当年最高洪水线之上,从而免受洪水之患。据此,商部族认为乌龟非常有灵性,具有上天赐予了神奇能力,此后加以延伸,认为乌龟能够预知未来,吉凶祸福,因此将乌龟作为了本部族的首选图腾。
当商部族建立商王朝之后,乌龟也由本部族的图腾变成了国家的图腾,而出现在商代的青铜器上,但却未在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上,找到有“乌龟”图腾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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