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9：张志伟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九 ) 感染力|笔画|缺少|造型|字体

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可能彻底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理解和解释是不可能的呢？非也。理解和解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由于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人类文化才得以进步和发展。
试想：如果后人总是我注六经式地对待古人的经典，会有什么后果？那将意味着只有经典而不可能有新思想的出现。中国哲学几千年之所以总是围绕着儒家思想转圈子，难有创新，原因就在这里。至少那种“引经据典”、“解经释典”的方式在形式上限制了思想的发展，一如西方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我们说解释学的观点是“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中项”，原因是它既不主张摆脱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自己变成古人，因为那根本不可能；也不主张随心所欲地解释前人的思想，你如果想说自己的话，用自己的嘴说好了，用不着拉大旗作虎皮。解释学主张理解和解释乃是我们的视界与古人的视界相互交融的结果，这就是“对话”。
“对话”首先一定要有共同的“话题”，这样“话”才能“对”起来。我们之所以能够与古人进行思想对话就在于我们与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话题”，这就是永恒无解的哲学问题――他们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面对的问题，尽管由于历史、文化、社会等因素，哲学问题有时候其形态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其次，“对话”是一种“视界交融”，即相互间的交流。对话的双方是平等的，否则就谈不上对话。
在学习和研究哲学史的问题上，我们并不是作为一无所知的小学生向哲学大师们请教，而是与他们一同讨论哲学问题。如果我们只是小学生，那么充其量我们只能学到一些“知识”，即了解到哲学家们说了些什么，但那样的话我们归根结底还是站在哲学之外。如果我们与古人有共同的话题――哲学问题，那么我们就进入了哲学运思的道路，我们就“上路”了。既然我们与古人有同样的问题，那么就不是他们说话我们倾听，我们也有“发言权”。
最后，“对话”需要相互之间的“理解”，如果你说的话我“听”不懂，那么“话”也是“对”不起来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让古人理解我们，因为他们不可能再开口说话了，他们要说的话就在他们的书里，所以说到“对话”，其实有点不平等。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把古人的书看作是死东西，而是看作有着丰富意蕴的活生生的有生命的存在，那么当我们有所问时，他们也会有所答的。
显然，我们只有深入到哲学的维度，才有资格与哲学家们进行对话，而深入到哲学维度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到哲学问题之中，把哲学家的问题当作你的问题，或者把你的问题上升到哲学问题的高度。
于是，在这样的对话中，哲学家的思想就不再是死东西，而是活生生的思想了：他们在我们对他们的思想中“复活”了。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有意让它们复活，实际上它们本来就是活的――我们乃至后人不可能离开它们而单独存在，它们就构成了我们存在的一部分，沉积于思想的深处。
近年来每每对一些哲学家（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等）不是“说”自己的话而总是“解释”哲学史有所不解，现在或许有了答案：他们实际上是在反思他们自己，也可以说是在创造性地“回忆”。
学习就是回忆，回忆也是学习。
-----------------------------------------------------
[1] 多年以前曾经读到叶秀山先生发表在《哲学研究》上的一篇短文，其中关于“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对话”的思想使我深受启发，在此谨向叶先生致以诚挚的敬意。

西方哲学9：张志伟 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九 )

西方哲学9：张志伟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