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9:张志伟 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 五 )


所谓价值就是人类抵御某种东西的堤坝和护栏。那么价值是针对什么东西的?价值针对的乃是虚无主义。人是一种需要理想才能存在下去的特殊的存在,所以人生活在丑恶的现实与美好的理想之间:他因为对现实不满,于是就有了理想;或者说他因为有了理想,因而对现实不满。价值就是理想。
但是,价值这种东西并没有写在自然之中,需要人自己去发现和创造,至于究竟什么样的价值是最好的或最佳的价值,却是不确定的。这就意味着,当我们选择一种价值作为我们存在的根基时――我们必须选择――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价值是不是合适的选择,因而以价值为其存在的根基,人就不可避免地要“冒险”――任何一种选择都可能使我们误入歧途,任何一条道路都可能是不归路,然而选择了就必须为之承担责任。
西方哲学9:张志伟 康德哲学的现代意义】如果――我们说“如果”,是因为不一定――人类真的是自然界自然进化的产物甚至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进化的最高阶段,那冒险的就不仅是人类了,自然本身也在冒险。因为人类的行为成了毁灭自然的原因,那无异于说自然在自我毁灭。很难想象,自然怎么会产生出人类这种有可能(实际上已经部分地变成了事实)毁灭它自己的存在物呢?所以,我们不知道自然产生出人类究竟是进化还是退化。如果我们把人类的出现看作是自然进化的最高阶段,那么也许唯一的解释就是自然的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冒险”,因为只有“冒险”才蕴含着新的希望:
正如上帝创造亚当并且赋予了他自由,这种最高级的造物“高级”就“高级”在他是自由的,而这就意味着他可以犯罪也可以不犯罪一样,人之存在的危险性就在于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而自由就意味着存在着不同的可能性。自然在人类这里走向自由,可能走向毁灭,也可能走向更高的境界。也许要走向更高的境界就只能冒险,而且也值得去冒险。
人类若要代表着自然走向更高的阶段,他至少必须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一是凭借理性的能力发现自然的奥秘,一是使自己成熟到足以与自然之奥秘相配的程度。迄今为止,我们尚未达到足够成熟的程度,也许远离自然的奥秘不一定是坏事。
康德的时代正是启蒙主义萌生危机的时代。当人们以理性、科学为其价值取向时,便陷入了这样的困境:理性被看作是最高的权威,然而理性无论如何难以取代上帝的权威,充当上帝的角色。当我们把理性理想化为抽象的、普遍的、永恒的理性时,它实际上与上帝一样并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只是一种理想,但是另一方面理性却又的确是我们现实具有的东西。
用康德的术语说,这就造成了一种“先验幻相”:理想的理性是无限的,而现实的理性却是有限的,当我们大树特树理性的权威甚至以之取代上帝的位置的时候,这个理性指的是抽象的、理想的理性,而不是现实的有限的理性,然而实际上我们只有现实的有限的理性而没有理想的无限的理性,于是我们就错误地把现实的有限的理性当作了那个无限的理想的理性,危险便由此发生了。
康德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人类以理性(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为价值的话,那么他就可能要冒失去价值的危险,因为科学理性是有限的,它无论如何不足以充当人类生存的价值基础。
所以,康德不得不限制知识,为道德信仰留地盘。
三、康德哲学的精神
如前所述,康德哲学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在一个严格受必然的自然法则支配的自然界中,人有没有自由,有没有不同于其他自然存在物的价值和尊严的问题。就古典哲学而言,这个问题涉及到了形而上学的问题。
毫无疑问,康德是古典哲学中对形而上学批判得最深入、最系统、最激烈的哲学家,但是康德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彻底抛弃形而上学。为什么?因为在他看来,形而上学的产生,源于人类理性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而通达无限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产生于人类精神的“终极关怀”。
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有这样的理想是无可厚非的,问题在于形而上学企图满足这个理想的方式错了:它试图通过理性认识的方式把握宇宙的终极实在,为人类精神确定来源和归宿。殊不知理性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形而上学要想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而科学不仅限于经验的范围,而且限于必然的领域。
所以形而上学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精神的根本理想,但是它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是一种“科学思维方式”,这就难免“南辕北辙”,与自己的目标“背道而驰”,它越是企图解决问题,离问题的解决就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