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来客」1929年嘉兴中行大劫案( 二 ) 民国十八年（1929）4月底

这时，银行的职员都已下班回家，只剩下茶房和钱库守卫人员。匪徒进入银行后，抓住一名茶房，让他带路到钱库门口，准备进入钱库，抢劫所存放的银钱。但是这个钱库门做得十分坚固，匪徒根本就破不开。接着，匪徒抓住了钱库警卫人员王远，喝令他将钱库钥匙交出来。王远不肯，于是匪徒用手枪对着王远开了一枪，子弹从王远的左眼穿过，从脑后飞出，王远顿时应声倒下。匪徒从他身上搜出钥匙，将钱库打开，将库内银钱一抢而空。
枪声响起时，守护银行的另一门警徐有才跑到钱库门口，想看看究竟出了什么事，结果迎面被土匪数枪打成重伤，倒在地上动弹不得。得手后的匪徒将钱库内的9.6万银元分别装在布袋中，快速登上汽船，往北边的太湖方向疾驶而去（据1929年4月30日《申报》）。
随即，上海的中国银行接到了来自嘉兴的报告。 4月29日晨，上海方面将此案件通报给国民政府淞沪警备司令部，认为嘉兴支行被抢劫，国库之款被盗，有关国计民生，而且这些盗匪都已逃逸，要求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军严密缉拿，务获破案，以重公款，而维治安” 。
淞沪警备司令部接到报案后，通过情报分析，认定匪徒一定会逃往上海藏匿，于是立即通知驻扎在上海北站的6师13旅31团第1营严密盘查旅客。当天，有12名下车的河南、浙江旅客因身上带着较多的银元，卫兵将他们扣留，并将他们押往位于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审问。但在审问中，这些嫌疑人纷纷喊冤，表示自己是守法的买卖人，所带银元都是做生意所用。当时，这些被扣留的嫌疑人都有家人或亲戚朋友接站。一番调查后，警备司令部下令暂时放人。于是，经担保人作保画押，这些人获得保释。
此时，破案线索一时断线，侦查部门只得另寻他路。淞沪警备司令部和上海市公安局会同沪杭铁路警务处，在沪杭铁路上海龙华徐家汇及上海南站、北站等要道严加盘查，对来往路人严格检查；警备司令部第5师第26团特务排、侦查队和上海市公安局侦缉队则分驻各要道检查行人。淞沪警备司令部还知会浙江省政府协同追查线索，沪杭铁路为警备司令部管辖，第5师分管嘉兴以东地区；嘉兴至杭州的路段，则由浙江省政府保安队负责。
被湖匪打成重伤的嘉兴中行门警徐有才当时才21岁，后被急送嘉兴福音医院（今嘉兴第二医院）救治。但因伤及腹部，于5月1日晚上8时许因公殉职。嘉兴警察三分所全体警员扶柩公送，举行追悼仪式，并向上级申请抚恤金，以安慰死者和家属。
面对各方的联合追捕，隐匿的太湖强盗气焰则十分嚣张，叫嚣着还要对嘉兴来一次大抢劫，甚至在嘉兴县王店镇（今秀洲区王店镇）还发现了匪徒的恐吓标语。此后的一段时间内，嘉兴县及周边县城人心惶惶、风声鹤唳。嘉兴城区每晚戒备森严，晚上10时以后的来往行人都要被严加盘查；晚上12时以后则禁止通行。小西门、杉青闸、东门外的戒备尤为森严。市区除了国货陈列馆游艺场、寄园剧场（今勤俭路人民剧院）照常营业外，其他商店晚上一律停止营业。嘉善县西塘镇因为紧挨江苏省黎里镇，而黎里镇之前不久刚被湖匪抢劫，为了以防万一，西塘连忙召开防务联席会议，确定由水警第八队、商团、保卫团、警察所联合布防，加派岗哨，组织巡逻队，专管盘查行人、搜检船只，以防匪徒混迹其中。
此案经江、浙、沪各大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嘉兴县政府、商会等纷纷去电或派代表到省政府，要求增派兵力前来嘉兴守城。嘉兴各群众团体也接连电告省政府，要求尽快破案、捉拿匪徒。
浙江省政府于是悬赏5000元捉拿匪徒。
到了5月7日，此案有了一线转机：嘉兴警察局得到密报，称有盗匪藏匿在杭州某处。于是，嘉兴警察三分所由一名姓曹的巡长带队，和杭州市公安局探员一起，抓住了此案嫌疑犯薛士林。 5月14日，嘉兴县警察局三分所所长王家谟带着一干警员，会同杭州市公安局，在杭州荐桥农村的一个草棚内，抓获嫌疑犯刘培清，并抓获窝藏犯蔡某及其妻，缴获勃朗宁手枪一支。警方对嫌疑人进行了审讯，被捕者均供认不讳。于是几名嫌疑人交由嘉兴法庭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