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猫财经」鼠年改命往事：洪流、贵人、时运，和认出风暴的大佬们( 二 )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1984年，老百姓精神生活极其贫乏，几乎没有选择余地。
任何一个新鲜事物出现，都能收获广大群众的注意。唱一首好听的歌，就能红遍全国，演一部稍为像样的电视剧，就能家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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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还有个不可忽视的时代气氛，那就是老同志对年轻人的信任。
改开浪潮下，很多老同志意识到，世界终究是有才干的年轻人的，于是尽可能地提拔目力所及的青年才俊。这里面，就有两个日后在山东高密乡顺利会师的大人物。
【「大猫财经」鼠年改命往事：洪流、贵人、时运，和认出风暴的大佬们】一个叫张艺谋，一个叫莫言。
张艺谋第一次命运转折，始于1978 。当时北电在陕西全省13个棉纺厂分配了一个考生名额，好巧不巧，就落在张那个厂。
老谋子破格进入北电。
不过毕业后，他并不像他同学陈凯歌，可以通过父母关系留京，而是被分配到了荒远的广影厂。当时有11个人被分过去，最终只去了4个。很多人，都不想认这个命。
张艺谋不行，他不认命，书就白念了。
幸运的是，在广影厂，他遇到了韦必达。
韦为了留住人才，提前备好了房子。之后，张和几位青年立下军令状，在韦的支持下，组建一个青年摄制组，平均年龄才27岁。在韦的扶持下，几个生瓜蛋子拍出第五代导演的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1983年年底，文艺界搞所谓的“人性论”大批判，电影被定性为“精神污染” 。韦厂长不服，不断上书电影局，据理力争：
“如有错误，全由我这个厂长来担责！”
张艺谋是《一个》的摄影。片子出来，北京的陈凯歌坐不住了，跑到广西，希望得到韦的帮助。老韦又丢给陈凯歌《深谷回声》，让他和张艺谋搭档，去陕西拍《黄土地》。 1984年，《黄》横空出世，再遭业内反对。
为使电影公映，韦必达奋力疾呼。
最终付出的代价，是被调任离厂。
当时张艺谋给韦写信说：“我们将来可能成为艺术大师、名人，但我们永远记得当我们年轻时，我们是怎样起步，有人曾小心翼翼地搀扶我们，我们也记着您悲愤上书电影局，记着您无私无畏地支持保护我们…”
确实， 1984年，要不是韦必达让张、陈搭档去陕西。张艺谋八成不会遇到他的第二个贵人，吴天明。并在吴天明的大力支持下，拍出那部《红高粱》，一跃成为国际名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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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代开山之作《一个和八个》」
老张遇到韦必达时，老莫遇到了徐怀中。
那年，徐怀中受命筹备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从各军单位招了35名学员。莫言当时不过原总参谋局宣传科一个排职干部，没写出什么不得了的东西。他从同事那里得知有文学系招生，但要营级以上资历，就放弃了。结果没两天，情况有变，说不要级别。莫言赶去报名，可期限已过，人招满了。
就在这时，徐看了他的小说《民间音乐》。
当即破格录取。
当时莫言很狂，没代表作，却点评了一个有资历的前辈，说人家写得不好。人说他酸，他气不过，回家憋了一星期，写出《金色的红萝卜》。稿子被徐怀中看到，改名为《透明的红萝卜》，并力荐给《中国作家》的主编冯牧。
刊发后，迅速在文坛引起震动。
就这么着，毫无名气的莫言，一下成了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透明的红萝卜》一文，也被视为高密魔幻主义开山之作。
后来在瑞典，莫将徐称为恩师。徐说：
“这话过分了。要说恩师，他要感谢七八十年代中国蓬勃兴起的思想解放浪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