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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晋商和徽商的故事中，这一点可以说体现得淋漓尽致。
“天时”可谓国家的形势和政策，“地利”即为地理优势，而“人和”却要复杂得多。
在晋商崛起的过程中，政治的参与和影响始终都在。比如，明代中期最著名的晋商家族——蒲州的王家和张家。王家起家靠的是粮食贸易，但真正使家族腾飞的却是第二代子弟中的王崇古。王崇古考中进士后一直升迁至位高权重的宣大总督，成为北方防务的最高指挥官，而其兄王崇义从商，兄弟二人一官一商，很快就控制了河东盐场。王家亦成为全国第一大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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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的“发家之路”与王家如出一辙：“创二代”中的张四维考中进士，后升至礼部尚书，在张居正去世后曾当过内阁首辅。其弟则在山西经商，后在张四维的帮助下，控制了北方的另一个大盐场——长芦盐场。家族势力自此一飞冲天，比肩王家。
商帮的成功基础自然在于其出色的经营能力和理念。比如晋商讲究义、信、利，以仁义和诚信为经商准则；他们还奉关羽为神，看中的正是关羽身上“义”的精神内涵。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天下，与晋商的崛起和推广有很大关系。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晋商和徽商之所以能在明代崛起，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帮，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的政策：无论是开中制还是折色制，其本质都是国家控制重要物资（盐）的生产，在销售上实行特许经营（纳粮换盐）和市场准入；并且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官商一体”的现象——主要官员和大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一家人。与晋商相比，徽商的“官商一体”也不遑多让。
这一点很像现代经济中的“承包制”：在不改变对重要资源实行国有专营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从明朝实施的效果来看，确实达到了这一初衷。但其负面影响也显而易见：它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制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正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一旦朝中没人为之“代言”，商帮的没落亦可谓迅速。清代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即是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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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与徽商——中国古代商帮的功与罪】胡雪岩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个话题：中国古代的商人为何不为统治者所重视？除了儒家思想的影响外，商业与政治“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以及商人和官员间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是重要的原因。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号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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