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还是北方：灭夏之前的商族，蛰伏在哪里？( 二 ) 时迁|道义|算是|梁山

这种情况，在周族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
周人崛起
周人号称帝喾之后，在夏朝的时候，周先祖『不窋』因为失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从此周人开始了在西部边陲『豳』地长达八百年之久的『筚路蓝缕、抚有蛮夷』的历程。到了『古公亶父』时，周人东迁到了西岐的『周』地，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扩张之路。到了周文王时期，周人迁到『丰』，到了周武王时迁到『镐』，一直到周人灭商，周族的都城一直在其发源地关中盆地，并以此作为宗族之本，号为宗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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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人灭商之后，在东方建立了新的都城『成周』，以此为根基来抚育东方的广大领土，尽管如此，『成王迁洛，犹存宗周』，周人一直没有放弃经营其根基宗周，到了周穆王时期迁『西郑』，周懿王时又迁『犬丘』，直至西周亡于犬戎，周人屡次迁都无论是因为局势还是环境问题，也都是以其发祥地关中为中心，始终未远离。
《资治通鉴》：“昔成王迁洛，犹存宗周；汉迁东都，京兆置尹。”
夏、周两族立国后，其建都的位置始终未远离自己的发祥地，这种现象很容易理解，自己的大本营就相当于『王畿』，畿内是绝对控制区，畿外的领土，按身份地位以及血缘关系的不同而被依次安排距离都城的距离，关系越近，离得也就越近，这类似后世所谓的『五服』，这也是为什么都城的位置不会远离自己发祥地的主要原因，离开五服，就脱离了自己可以掌控的文化单元，就等于离开了自己王业兆兴的根基。
《荀子·正论篇》云：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
从未远离的商人，始终以河内为根基
那么回过头来看商朝，商朝的发祥地在哪里，就一目了然了。按照史书记载，商汤灭夏之后，建都于『亳』地，在商朝的前200多年里迁了五次都，分别是『嚣』、『相』、『邢』，『庇』、『奄』，最终才在『殷』地立足，之后273年不再徙都。
按照夏、周两族的规律，商族的屡次迁都的轨迹，也应该大概率是围绕着自己的发祥地。从商人迁都轨迹来看，商人迁都的轨迹都是以殷墟为中心在进行的，而这个区域，正是司马迁口中『殷人都河内』的河内地区，巧合的是，河内地区也是当代考古学中被认为是先商文化的『下七垣文化』的势力范围。
《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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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商人迁都一直围绕殷墟，从未远离河内地区，这并不是一种巧合。就像从未远离嵩山和宗周的夏人和周人，不远离自己发祥的大本营，不跨地理和文化单元迁徙，这是符合先秦族群的迁徙规律的。所以笔者也赞同王震中先生的观点，即文献中的商族发源地『商』应该是在漳河流域的内黄一带（河内一代），正好与下七垣文化的范围一致，这中观点是有其合理性的。
考古学展现的结果是最真实的，那是历史记载出现错误了？也未必。若要使得历史文献与考古学冲突有合理的解释，除了张光直先生的『岳石文化』统治者、『下七垣文化』被统治者的阐释外（详见文初的链接），还有另一种可能：
商族早期是类似于半游牧性质的，未在东方留下过多的痕迹，迁到北方后渐渐定居下来。
从历史记载来看，商先祖『相土』就是驯马能手，《诗经·商颂》中“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的名句，正是描写相土佐夏，功著于商的事迹。而殷墟发现的战车，说明马已经被驯服并用于战争，则在考古学角度充分证明了商族尤其是商早期是类似于半游牧政权的。这从商人多次迁都『前八后五』，前后累计十三次也可见一斑，其迁都次数至多，不仅在先秦，放眼整个古代史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商族早期是类似于半游牧性质的，是值得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