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枚与“安史之乱”有关的钱币：史思明比安禄山更厉害莲房|二嫂|原著|徐家|打败|宅斗|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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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思明虽然想通过铸造钱币的方式，来表明他是一位顺应天命的真命天子。但是，残酷的现实却证明，他仍然还只是一个反叛的胡人，结局与他的前任安禄山也是惊人地一样。他俩仿佛就像是下凡的同一颗星宿，无论是在位的时间、还是死的地方、乃至于死的方式，竟然都惊人地如出一辙，他俩都是死于自己的儿子之手！这种结局更是让人不可思议！在唏嘘之余，我们不禁要感叹，这可能就是政治冒险的代价，人性、亲情一旦被政治野心操控，任何悲剧都有可能发生。即便是亲生父子，也会相互残杀！
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他的养子史朝义杀死后，叛军再次爆发内乱。犹如天助一般，再次给唐朝提供了平定叛乱的机会。于是，郭子仪又一次借助回鹘之力，乘机收复了洛阳。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穷途末路的史朝义被其部下李怀仙诱杀，而成为他归降朝廷的投名状。至此，前后延续了七年零两个月，几乎相当于八年抗战的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了。
“安史之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了，但是，叛乱之后的唐朝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唐朝了。因此，安史之乱不仅是唐朝历史的转折点，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重要变革的分水岭。
首先是从叛乱队伍中分化出来的以“河朔三镇”（卢龙、成德、魏博）为代表的军团，继续盘踞在以河北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他们虽然表面上归顺了朝廷，实际上却是以节度使的名义实行军阀统治的割据势力，唐朝从此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由全盛转入了衰落。
其次是叛乱平定之后，思想界引发了对此前风靡一时的“胡化”现象的反思，这种反思后来进一步演变成为了韩愈等人发动的复古运动。经过这场复古运动的洗礼，唐朝前期那种开放、自信、多元的社会风气，被后期保守的仅仅以中华古典为上的思潮替代，并最终导致了宋朝的内敛和懦弱。
最后是作为国家的管理模式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正如《三千年来谁铸币》所指出的：此前唐朝是继承了北周武川镇军阀系统的武力国家，以武力为立国的根本，政府所有的活动都直接向民众派发，力役的负担很重。此后，采用了新的方法，实行“两税法”，向民众收税。武力国家由此转变为财政国家，如国内发生叛乱，就用金钱雇佣胡人来帮助镇压。如遭外敌入侵，则用金钱达成和解，为后来的宋朝树立了先例。这样货币就开始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因此，可以说“安史之乱”的影响不仅仅限于唐朝，对此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也影响深远。唐朝因为无力控制以“河朔三镇”为代表的河北军阀，因此，使得随后的五代以及北宋政府重建北方国防线的计划始终都未能实现，契丹势力的南移给北宋造成了非常大的战略压力，并因此而亡国。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直接与“安史之乱”有关系。因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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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虽然是由安禄山发动的，但是，延续了七年多主要是因为史思明。因此，史思明的危害丝毫不比安禄山差。实际上，他要比安禄山更难对付。
从史思明铸造钱币这件事来看，我们发现作为安史之乱后半场主角的史思明，虽然名气没有他的前任安禄山大。但是，其才智、视野、能力，却绝不输于安禄山。这说明史思明已经是一位非常汉化的胡人，不再是一味的蛮干，除了会马背上较力之外，还会通过铸造钱币来打舆论宣传战了。
正如明代史学家王世贞所说：“史思明亦悍胡也，其才力远出禄山上。”《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作者甚至说：“史思明任叛军领袖后，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