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为什么能够实行士大夫政治?
北宋年间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各种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人民精神文明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与当时的士大夫政治有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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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实行的是中国历史上最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政治,而以北宋中前期尤为典型,这一百余年的政治模式,为后代统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宋朝拣选治国人才慎之又慎,皇帝对士大夫高度重视
唐朝是个辉煌强大、盛极一时的王朝,但因其基本政体是武人治国,最终瓜分豆剖,形成了以军阀为核心的五代相继、十国割据局面。某种意义上说,宋太祖赵匡胤是五代之后第六代中原政权的缔造者。
与朱梁、后唐、石晋、刘汉和郭威后周不同的是,赵匡胤清醒地意识到唐及五代武人治国的弊端,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果断实施了“释兵权”,并逐步形成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政治集团。
宋初虽然战事频仍,赵匡胤也没有忽略开科取士这一拣选精英的手段,并在保留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了“殿试”这一最关键的环节。入宋后新增的殿试,一方面体现了皇帝对文人士子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将人才选拨的终审权收归到皇帝手中。
《宋史·选举志》载,太祖开宝六年(973),翰林学士李昉主掌贡举考试,录取的武济川、刘睿材才质低下,且有人揭发这两个人都走了李昉的后门,引起了赵匡胤注意,于是他将这次考试的大部分举子集中到御殿,亲自主持复试考察,并最终由他亲自圈定录取人员。事后,李昉受到了严厉的责罚,从那时起,“殿试遂为常制”。赵匡胤曾对近臣说:“昔者科名多为势家所取,朕亲临试,尽革其弊矣。”到了真宗时期,又确立了“糊名”制度,即将考生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信息严加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以此保证人才选拔尽可能公正。
宋朝前期的甲科进士,往往用不了多久就能跃升到宰辅高位,成为王朝的高级管理者。像卓有建树的名相吕蒙正、寇准、王旦、吕夷简、晏殊、文彦博、富弼、韩琦、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无不是通过科考迈入仕途,逐渐成为各领风骚的政坛领袖。通过更加严格合理的科举手段为国家拣选治国人才,彰显了宋朝文士地位的极大提高。
除了在拣择人才的首要环节上慎之又慎,宋朝士子要想成为坐而论道的宰辅大臣或主管方面的高官,还必须要有从基层到高层丰富的实践和履历。以寇准为例,最初担任巴东、成安两县的知县,由于政绩卓著,升任郓州通判(地方行政监察官员),再经学士院考试合格,担任了三司度支推官和盐铁判官(经济方面官员),擢升为判吏部东铨(组织人事方面官员),再晋升为枢密副使(军事方面官员),其后担任过参知政事(副宰相)、三司使(经济方面最高长官),最后做到尚书右仆射(宰相)。宋朝其他宰辅重臣的经历虽各有不同,基本路径则是大同小异的。
北宋士大夫自觉恪守道德底线,注重个人气节和操守
北宋时的士大夫大都能自觉恪守道德底线,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儒家学说的全面回归。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军阀,但他的头脑很清醒,又善于采纳赵普等谋臣的建议,所以开国之初便确立了以儒学精华为核心的社会价值观,并将这种价值观通过科举方式加以彰扬和引导。有最高层明确的导向,士子们也渴望通过砥节砺行实现其人生价值、成为受人尊敬的君子,所以儒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经典说教很快蔚成风气,并成为大多数士子自觉恪守的道德准则和人生目标,养廉戒贪、知耻后勇、忠君勤政等美德,成为士大夫的立身之本。
当然,任何社会形态里的士子都不可能完美无缺,比如真宗朝跻身高位的王钦若、神宗朝的吕惠卿、徽宗朝的蔡京,便属于孔子所说“善柔”“便佞”一类。这些人虽然得意于当时,但“公者千古,私者一时”,环绕在他们生前身后的,是正直士大夫们无尽的轻蔑和不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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