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林外史》看清朝教育腐朽的悲哀


从《儒林外史》看清朝教育腐朽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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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吴敬梓故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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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得好:“《儒林外史》一书‘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师官、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象,如在眼前’。”这样的小说,以现在的角度看,貌似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但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振兴世教”(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文人最怕文字狱,而清朝的文字狱最厉害,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儒林外史》从来不在其列,此中道理值得玩味。“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知何处”,自古文人走向仕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所谓“学而优则仕”,可是出仕之后呢?是为贪官贪吏,还是造福百姓?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诗篇,告诫世人应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然而我们终归走不出争名逐利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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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发掘出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帮助他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本不求功,功成;本不逐利,利就。”山有山的胸怀,水有谁的境界,知道自己的位置与最终的追求,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内心都应“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保持初心,一直善良下去……然若都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些“伪儒”一样,封建的八股科举令其变得虚伪,甚至于疯疯癫癫,便是教育腐朽的笑话了!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这位真儒名士历史上确有其人,作者经过加工润色,把他刻画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人,从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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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从小孝顺父母,长大一些又自学画了些无骨花卉的绝活,“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他少年聪慧,“年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能诗能赋,画画一流,却不巴结权贵,反而对那些附庸风雅想结交他的人委婉谢绝。他淡泊名利,对待八股取士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法定的却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个性率真,是个性情中人,看到楚辞中屈原的衣冠,便自制了一套穿戴好,“趁着柳暗花明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引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根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心灵自由的人,才有此洒脱豪放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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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的故事无疑为文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范进中举”却是一件可笑又可悲的事情。范进从20岁开始考科举,直到54岁才考中举人,其恒心和毅力值得佩服,是个坚持理想的好同志。怎奈当心心念念的幸福终于来临,却因心里承受能力不佳,导致欢喜至疯、乐极生悲,令人唏嘘!这也恰恰说明,封建科举、应试教育,已经变为一条看不见的锁链,紧紧地束缚住读书人的心灵,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旦爆发,便如断线的氢气球,终于在深空爆炸……其实无论是范进还是周进,他们之所以痴情于科举,无非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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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范进中举才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等不请自来,难怪范进之流削尖脑袋也要往科举的缝缝里钻,可见他们受此毒害有多深!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现在教育的悲剧。应试教育造就了一群自私而无用之人,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写一些无关痛痒的诗文,拿着“文凭”大吃大喝,无视身边的弱小,轻视他人的付出,鄙视草根,攀附权贵,以为出几本书写几个字就是“大家”,殊不知此举可笑之极。那些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出不同嘴脸的人,满脑子功名,十足一个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更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立马屁滚尿流、屁颠屁颠地安排起来,恰是当前一些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