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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吴敬梓故居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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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得好:“《儒林外史》一书‘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师官、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象，如在眼前’。”这样的小说，以现在的角度看，貌似不利于维护统治秩序；但当时的评论家却深刻地指出，恰是这样暴露性的作品，足以“振兴世教”（惺园退士《儒林外史》·序）。文人最怕文字狱，而清朝的文字狱最厉害，许多小说被清廷和地方政府查禁，《儒林外史》从来不在其列，此中道理值得玩味。“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知何处”，自古文人走向仕途的唯一途径就是“科举”，所谓“学而优则仕”，可是出仕之后呢？是为贪官贪吏，还是造福百姓？多少文人墨客留下诗篇，告诫世人应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然而我们终归走不出争名逐利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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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发掘出一个人内心最真实的东西，帮助他成为自己所希望成为的那个样子。“本不求功，功成；本不逐利，利就。”山有山的胸怀，水有谁的境界，知道自己的位置与最终的追求，无论处在何种环境，内心都应“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保持初心，一直善良下去……然若都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些“伪儒”一样，封建的八股科举令其变得虚伪，甚至于疯疯癫癫，便是教育腐朽的笑话了！全书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借名流隐括全文”用极大的热情塑造了一个王冕的形象。这位真儒名士历史上确有其人，作者经过加工润色，把他刻画成自己心目中理想的读书人，从而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人生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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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从小孝顺父母，长大一些又自学画了些无骨花卉的绝活，“买些好东西，孝敬母亲”。他少年聪慧，“年不满二十岁，就已经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他能诗能赋，画画一流，却不巴结权贵，反而对那些附庸风雅想结交他的人委婉谢绝。他淡泊名利，对待八股取士这个问题，他有自己的看法:“这个法定的却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容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他个性率真，是个性情中人，看到楚辞中屈原的衣冠，便自制了一套穿戴好，“趁着柳暗花明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引得乡下孩子们三五成群根着他笑，他也不放在意下”，只有心灵自由的人，才有此洒脱豪放的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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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冕的故事无疑为文人树立了一个榜样，而“范进中举”却是一件可笑又可悲的事情。范进从20岁开始考科举，直到54岁才考中举人，其恒心和毅力值得佩服，是个坚持理想的好同志。怎奈当心心念念的幸福终于来临，却因心里承受能力不佳，导致欢喜至疯、乐极生悲，令人唏嘘！这也恰恰说明，封建科举、应试教育，已经变为一条看不见的锁链，紧紧地束缚住读书人的心灵，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一旦爆发，便如断线的氢气球，终于在深空爆炸……其实无论是范进还是周进，他们之所以痴情于科举，无非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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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范进中举才两个月，什么房产、田地、金银、奴役等不请自来，难怪范进之流削尖脑袋也要往科举的缝缝里钻，可见他们受此毒害有多深！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现在教育的悲剧。应试教育造就了一群自私而无用之人，他们“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写一些无关痛痒的诗文，拿着“文凭”大吃大喝，无视身边的弱小，轻视他人的付出，鄙视草根，攀附权贵，以为出几本书写几个字就是“大家”，殊不知此举可笑之极。那些在范进中举前后所表现出不同嘴脸的人，满脑子功名，十足一个个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更有佛门弟子，一听胡屠户为女婿范进母亲做法，立马屁滚尿流、屁颠屁颠地安排起来，恰是当前一些人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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