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世臣非一流书家，自称右军第一人，形直意曲乃其笔法的最高理想李靖|萧铣|李孝恭|血统|天一

——清.包世臣《安吴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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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世臣，清代书法家，28岁时遇邓石如，师从学篆隶，后又倡导北魏，晚年习二王。自称： “右军第一人”。
包世臣历经乾、嘉、道、咸四朝，其学术思想与著作深受其所处时代的影响。明末清初易代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学人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向影响学界日深的程朱理学发起了挑战，而作为后学的包世臣对于这一治学理念推崇至极，在他的学术脉络与体系中秉承了这一经世之学的研究方法。
延及乾嘉时期，文字狱大兴，因惮于统治者的横加迫害，知识分子们纷纷噤若寒蝉，而把心力专注于文字、训诂、金石等考据之学中去，包世臣批判地继承了这种于世无功、于道无补的汉学思想：他一方面贬斥汉学治学方法的迂腐和空疏，另一方面又从考据学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和发展其“经世致用”的思想。
再者，晚清今文经学思潮的涌动，将包世臣学术思想中经世致用的理念引向纵深。在这些思潮的耳濡目染下，包世臣讲求学以致用，恪守实践，不再把学术置于书斋，束之高阁，泛泛而谈，而是走向社会、走向更广阔的现实中去。
包世臣于时勤勉写作，著有《安吴四种》(内有《管情三义》、《齐民四术》、《中衢一勺》、《艺舟双揖》)、《说储》、《小倦游阁集》等书，内容涵盖丰富，无所不包。涉及诗、词、赋、文、书、农、礼、刑、兵等多个方面，正如范麟评价其书“举凡宇宙之乱，民生之利病，学术之兴丧，风尚之泽漓，补救弥缝，为术具设”，集中地体现出包世臣的求知问学、讲求致用的学术思想。
包世臣在书法方面颇有造诣，《清史稿》所载其：“论书法尤精，行草隶书”，而他的书学思想则集中体现在《艺舟双楫·论书》两卷之中，在书中他对自己的学书历程、书法观点、书法品评、书法见解以及书法教育思想展开了具体而详实地论述，对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其书法品评思想有重要的意义。
文艺的发展似乎都遵循一个规律，大凡当代的文艺者多是对过去朝代的文艺怀有一种憧憬，这种憧憬在现实中往往表现为复古情结。
清代书法也提倡复古，但是清代的复古不同予以往任何一个朝代。由于受西方思想影响，加之明术心学对士人思想的解放已经给予了必要的洗礼，清代的复古思想开始跨越对二王经典的崇拜，转而对被世人遗忘多年的碑刻书法艺术的垂青，具有很强解放性和开拓性。
包世臣继阮元之后进一步“尊碑抑帖”，并且从碑学内部出发对碑派技法作出探寻，推动了清代碑学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并且确立了他书法品评相应的审美标准——“篆分遗意”。
“篆分遗意”能寓于真书之中，承继古法传统，须借助于碑派书法技巧要领和审美原则：运笔平铺笔毫，中锋用逆运行，墨色浓重饱满，点画中实气满，遒劲厚重等等。包世臣所心仪的是篆书和隶书那种高古的气息以及道劲峻挺的线条，比起明清以来帖学上的妩媚浮华的姿态更能引起没落封建士人心灵上的共鸣。
于是书法中是否有“篆分遗意”也很自然成为包世臣品评书法品第高低的一个标准。其实，这也正是阮元碑学思想的一个延续，也可以说是对阮元呼唤“颖敏之士”的一个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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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孙过庭谓：“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可见真草相通。
包世臣本人也认为真草同源，他说：
包世臣强调写行草时要“笔断而后起”，并且其所举的例子不是别人，正是帖学系统的楷模王献之。他将总结的笔法运用于帖学上并进行创新，使他的理论深入人心。为了能够更好地说明他的观点，他还以赵子昂、董其昌这两位在元明时期帖学上成就最高的前人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