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燮|《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一本书，一所名校，一个诗派( 三 ) https://p0.ssl.img.360kuhttps://p0.s

可是解读为“现代体诗”就不同了。在西南联大，除了现代诗外，还有数量不少的古体诗。陈寅恪、吴宓、刘文典等的古体诗在师生中流传，朱自清、杨振声、王力等现代作家也写古体诗。编辑一本“现代体诗”而不收“古体诗”，是可以称为“现代诗”的。《诗钞》没一首古体诗，将书名理解为“西南联大现代体诗钞”也未尝不可。再从编辑思想来看，《诗钞》是对闻一多《现代诗钞》的继承，连“钞”字都与后者保持一致。其实，“钞”就是“抄”。闻一多编《现代诗钞》，首先将“现代”作为一个时间概念，与“古代”相对，收的诗全是现代社会的诗；其次作为一个“现代体”概念，不收古体诗。所以，《现代诗钞》收录了一些非现代派的诗歌。《诗钞》虽然尽量收现代派诗歌，但也有一些非现代派的诗。从诗人看，李广田、赵瑞蕻、缪弘不是现代派诗人，以诗而论，《血说了话》《题林蒲（并序）》《纪念吾师闻一多先生》并非现代派风格。因此，现代派诗只是《诗钞》中的大多数，体现出编者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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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由于现代派以外的诗歌收得不多，《诗钞》给读者西南联大除了现代派诗外，并无多少其他诗歌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诗钞》造成的认识盲区。
另一方面，《诗钞》所收的现代派诗歌并不广泛。人总是有局限的。杜运燮虽然对西南联大前中期的诗歌较了解，但对初期和后期的诗知道的就少一些，所以所收不多。例如早期南湖诗社，后期新诗社、文艺社的诗就较少；沈季平、陈时、缪弘并非“孤篇横绝”。个中人编书当然有局外人不及的长处，但也难免陷入王瑶先生所说的“有所蔽”而不能纵观全局，出现“唐人选唐诗”的弊端。《诗钞》中，同是诗集，收了郑敏、杜运燮的，不收缪弘、何达的；同是散文诗，收了陈时的，不收刘北汜的。尽管可以理解为资料难觅，杜运燮年事已高，但实际是没有充分查阅报刊杂志，因为连杜运燮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十八首组诗《机场通讯》都漏收了。如果发动西南联大校友共襄其事，年轻的编辑跑一跑图书馆，是不会留下如此大缺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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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湖诗社。西南联大最早的文艺社团。图来自纪录片《九零后》。
然而，我们又不能以此苛责编辑。因为他们编的既不是“诗集”，也不是“诗选”，而是“诗钞”。“钞”嘛，可以钞这，也可以钞那，出于主观意图，既不求全，也不求精。我们要判断的是这一“主观意图”是否能够满足大众的需要：在1997年推出《诗钞》，是符合了读者愿望的。可过了二十余年再来看《诗钞》，自然会对它有更高的要求了。也许，这是时间的尺度，而不是原书的缺憾。
要之，《诗钞》把西南联大及其诗歌现代派推向社会，打入读者心中，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功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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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不以联大存在时间为限
《诗钞》的编辑思想，除了突出西南联大艺术成就最高的现代派诗歌，并把诗歌的产生场所西南联大推向社会外，还有两点值得赞同：
第一是收文不以西南联大存在时间为限，而以作品创作实际和风格为度。作品的母体是作家，社会组织只是个人生活与工作的场所，作家可能更换场所但作家本身没有变。西南联大的教师与学校是契约关系，学校每年一聘，教师接受聘书，双方就建立了工作关系。学校实行学分制，学生修够规定学分就可以毕业。因此，师生作家与西南联大的关系是灵活的。有的作家离开了西南联大或者在学校结束后才发表或出版作品，或者继续其风格创作，不可能割裂西南联大。如果收文以西南联大存在时间为度，既不符合创作的实际，又损害文学作品的完整性。因此，《诗钞》的收文时间为1937年至西南联大结束之后的1948年。举例来说，《慰劳信集》创作于诗人进西南联大之前，但发表与出版时诗人已进西南联大，收了；《诗四十首》出版于1948年，但绝大部分诗歌创作于西南联大时期，而其后的诗风与以前的一致，也收了。这是值得肯定的。假若收文与学校的终始一致，会使作品及其风格破碎。
第二，师生分卷排列的体例。这大约是《诗钞》的创造。学生收录老师的作品，而把老师与自己并列甚至列于自己名后（以通行方式排列），显得不尊且有妄自尊大之嫌。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杜运燮对老师十分敬重，他曾在多处表达过这种心情。他编西南联大诗歌，把老师的作品排在学生前，以此表达他对老师的尊敬。以作品实际而论，西南联大学生的一些诗歌成就超过了某些老师——这是学术结论。但编一本书，并不是要在书中比个高下，而是把作品呈献出来，因此有不同的方式编排。其实，师生混排也无大碍，“弟子不必不如师”，教师以学生为荣，好老师希望学生超过自己。但杜运燮不取，而以分卷排列的方式呈献作品。这在西南联大师生中造成了良好的声誉。2004年，我拟编《西南联大文学作品选》请教王景山先生，他提到《诗钞》的体例，认为“这也是一法”。我后来的书在编排上做了变相的处理，算是接受了《诗钞》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