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运燮|《西南联大现代诗钞》：一本书，一所名校，一个诗派( 二 ) https://p0.ssl.img.360kuhttps://p0.s

当时，报刊书籍的查找方式比较落后，加之图书馆对现代文献不够重视，编辑一本书相当困难。面对此情，杜运燮和张同道站出来承担起编辑西南联大诗歌的任务。杜运燮是西南联大诗歌的创作者，1939年秋转学西南联大，到1945年秋毕业，在校六年，跨越了西南联大前中后三期。他未赶上听燕卜荪讲“现代英诗”，却与燕卜荪的亲炙者穆旦、王佐良、杨周翰等过从甚密。他是冬青文艺社的负责人之一，参与组织了社团的创作活动，对西南联大的诗歌较为了解。张同道则是新锐批评家，有很好的艺术感觉，对中国诗歌的发展较为熟悉，是西南联大诗歌的热爱者，那篇《中国现代诗与西南联大诗人群》体现出他的学术水平，也代表着当时西南联大诗歌研究的最高成就。他俩一老一青，各尽所能，是当时编辑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最佳组合。没辜负学界的期望，他俩历尽艰难，于1997年捧出了《西南联大现代诗钞》，完成了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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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大诗人推动中国现代派诗歌走向成熟
《诗钞》面世，大受欢迎，书中所收的三百多首诗歌，给予研究者很大的冲击，所印三千五百册书很快售罄。读者的审美趣味不相同，对诗歌可以作各种评价，但有两点感受是大家共同的：“西南联大”和“现代诗”。
众所周知，西南联大长期以来销声匿迹无人知晓，到思想解放的80年代，西南联大师生开始聚会、回忆、纪念、研究，社会上才逐渐知道这所大学的业绩，其文学魅力随着对“九叶派”的阅读与评论也逐渐荡漾开去。《诗钞》的问世，让大家集中见到西南联大的诗歌，引出了一批研究文章，大学生有了写毕业论文的材料，西南联大诗歌在各个读者尤其是大学生的心田播下了种子。可以说，《诗钞》在传扬西南联大及其文学成就，使其深入与广泛两个方面均有功劳。在《诗钞》前后，《笳吹弦诵情密切》《笳吹弦诵在春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等书相继面世，推动了人们对于西南联大的整体认识，也为研究《诗钞》及西南联大文学提供了相关背景材料。自此，研究者有了线索，找到了路径，西南联大的方方面面得到陆续发掘，进而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西南联大”频频出现在各种媒体上。考察历史，这几本书是人们认识与研究西南联大的基础读物，《诗钞》则对西南联大的认识与传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南联大能够作为一个“热词”频繁出现，有《诗钞》的一份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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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
“现代诗”指现代主义或曰现代派诗歌，是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不同的流派。中国的现代诗20年代渐成潮流，30年代中期却进入困境，而至西南联大为之一变，并被推向了高峰。随着燕卜荪讲授艾略特、冯至介绍里尔克、卞之琳翻译奥登，西南联大诗人能够站在世界诗潮的前沿从事创作，他们摒弃戴望舒似的个人愁绪，拒绝对风花雪月的感喟，坚持以理智取代感情，把现实变为思想，锻造独特的意象，寻找新奇的比喻，提炼有力的辞句，反映现代生活内容，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与此前的新月派和象征派迥然有异。即使是古老的题材，在他们笔下便遽然一新：告诉热恋者“你的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春天“光、影、声、色都已经赤裸，/痛苦着，等待深入新的组合”。如此新鲜、刺激而有力，古来无多。《诗钞》给人一个明晰的印象：西南联大师生写的就是现代派诗。再加上《书前》与“编后”的引导，研究者确切地相信：西南联大的诗歌属于现代派。所以说，《诗钞》推进了学界对西南联大现代诗歌的深入研究和持续探讨，见识了中国现代派诗歌所达到的高度，进而认定西南联大诗人对于中国现代派诗歌走向成熟的重大作用。可以说，这是《诗钞》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贡献。与此相连的是，学界对“九叶派”中西南联大诗人的深入研究，大家肯定了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对现代派诗歌的贡献，确立了他们的文学史地位，特别是穆旦，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校园诗人而被确定为中国现代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其中有《诗钞》的一份功绩。谨慎地说，对穆旦诗人形象的塑造，是此前出版的《穆旦诗全集》与《诗钞》共同发生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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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选诗歌体现编者偏好
只是，“现代诗”一词有不同含义：“现代的诗”，“现代体诗”，“现代派诗”。《诗钞》的编者显然理解为后一种。这并不奇怪。杜运燮推崇卞之琳的现代诗，受奥登的影响较大，偏重现代派诗歌，他的“朋友圈”中西南联大现代派诗人为多，他编“诗钞”自然现代派诗为主体。张同道推崇现代派，在当时现代主义占诗坛主潮的风气下，必然会对西南联大诗歌作现代主义解读。这样，他俩编的《诗钞》现代派诗为多。客观上讲，在西南联大，现代派诗风较为强劲，诗歌成就也最高。这就决定《诗钞》是一本以现代派为特色的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