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水天中:融中会西 汲古出新( 二 )


生活磨砺:史学起步与艺术转型
水天中的学术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1951年,他被保送到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在这所革命氛围浓厚的学校里,水天中被培养成为了坚定的新社会的美术工作者。1955年8月,水天中被分配至甘肃省文化局美术工作室工作,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施展才华的时候,厄运降临了。作为“反右运动”的斗争对象,1957年秋末,水天中被派送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花海子农场劳动改造。花海子农场位于嘉峪关附近,周围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沙丘上到处散布着红柳,褐色的土地上白刺、芦苇丛生。在目所能及的地方,看不到一个人的踪影。他在戈壁滩上开荒翻地,挖水渠、盖房子。类似原始方式的体力劳动,日复一日,“把这个刚刚迈入社会、活泼开朗的青年改造得老成持重、沉默寡言了”(郎绍君语)。艰苦的磨砺,有可能会使人消沉,但有时候也会使人的精神得到升华。水天中的意外收获,是他“在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中发现了荒凉之美”,发现了历史、艺术、人生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且更深层次地理解了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民。
美术|水天中:融中会西 汲古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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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水天中在洮河林场。
在长达20年之久的“继续锻炼”中,水天中又先后在陇东平凉艺术学校、平凉师范、平凉二中等学校教书。他又一次泰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且随遇而安,把苦难转化为前进的动力。学校图书馆封闭,管理图书馆的教师暗中把书库钥匙交给水天中。他利用大家忙于批斗的间隙,发奋苦读,常常一头扎进空无一人的学校图书馆,阅读了许多世界史、中国史和西方哲学著作,在那里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这段特殊的人生经历,始终影响着水天中。他在一次采访中谈道:“我很少从某种纯学术、纯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问题,而往往会联系到艺术的社会环境、历史背景,艺术家的生活道路作综合思考。”
1978年秋天,水天中从《光明日报》上得到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在北京前海西街17号恭王府大院的嘉乐堂复试之后,顺利被研究院录取,从此得以亲近大师,领略前贤风采。贺敬之、冯牧、张庚、王朝闻、蔡若虹、启功、葛路、刘纲纪、陈少丰、艾中信等诸多著名学者都曾在恭王府举办过专题讲座。朱丹先生是水天中的指导老师,德高望重,革命资历深厚,“一生不愿做违心之论……每见不平,总会仗义执言”(冯牧语)。这种开放明朗的学术氛围,良好的学术风气,让水天中如沐春风。
在中国传统史学研究中,孔子的春秋笔法为世人所重,如清代学者钱大昕所言:“《春秋》,褒善贬恶之书也。其褒贬奈何?直书其事,使人之善恶无所隐藏而已矣。”水天中一方面推崇《春秋》和继承了《春秋》史观的《史记》,又把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等人学说纳诸胸中,另一方面也深受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影响,潜移默化,形成了中西融通、自下而上的治史思路:其一,重视客观史料,把史学立于“真”的基础之上;其二,描述历史的时候注重人类活态之再现,把历史、艺术与人生密切相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其三,以“新历史主义”的世界观,以自下而上的“平民视角”接触历史,“依据我们自己特殊的历史关怀来予以重新建构”。
“据实直书”是水天中治史、撰文的基本原则。在他看来,自孔子之后,唯司马迁《史记》得会通之义,“成一家之言”,但其精髓在于尊重客观事实。他认为“源起于刘知几,完成于章学诚的‘史才四长’涵盖了历史研究应有的学术品行。”水天中继承了这种品行,他的长篇述评《“国立艺术院”画家集群的历史命运》于笔端寓褒贬、别善恶,深得太史公之笔法神韵,一经发表,便备受赞许,一时洛阳纸贵。王镛对其赞赏有加:“在水天中的史识与文笔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关联,那就是追求真实的精神。”(王镛《史识与文笔——水天中的美术评论》)也正因为如此,水天中的美术史研究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信史”,他“在美术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方面,在历史史料的取舍和可信可靠程度上”,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水天中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宋代绘画史是他最初的研究方向。他的学位论文《李公麟和他的时代》“从具体而又广阔的史实论证中提出了迥异于旧说的观点”(郎绍君《中国现代绘画评论·序》)。对于为学之道,水天中深受“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期望以新思想重铸“致用”之学。他以敏锐的学术目光,把观察美术的着眼点放在中国思想文化的“承继性”与“断裂性”问题上,对“传统与西学”这两股力量在塑造中国思维与美术现代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他既看重“学术超旨,本乎心识”的“心识”,又把美术史看成是“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的救世之学。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尚空谈而不务实学”缺乏致用精神,很难为史界开辟新天地。他常以顾炎武治史名言自警:“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既把古人的好东西毁掉了,自己做出来又不如古人的。基于这样的思考,水天中决意由古代美术史转向现代美术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