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东亚背景下中国美学的发生研究( 二 ) 小鱼儿|春风|柳条|贾海|生命

中国的前现代没有“美学”这门知识的名称，它不是从民族文化的时间之流中直接延伸出来的，而是借助空间管道连接到我们的时间之流上的结果。不仅如此，因为日本汉学在美学发生的那些年代里，十分发达，他们的知识精英懂得汉语，能够用汉语写作是一种显赫的荣耀。日本人稍早于中国开始关注美学，在现在的有美学相关的言说里，好像美学只有一个名字。其实最初的命名并非一个，这许多种命名共同参与了中国美学起源史的积累。它们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均以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力度和广度传播着一个新学科的知识和思想。这里所说的多种命名，择其要者如“审美之理”，“佳美之理”(罗布存德：《英华字典》)，“善美学”(西周：《百一新论》)，“佳趣论”(西周：《百学连环》)，“入妙之法”(花之安：《泰西学校论略》)，“美妙学说”(西周：《美妙学说》)，“美学”(中江兆民：《维氏美学》、花之安：《教化仪》)，“审美学”(《东京大学百年史》；蔡元培：《哲学通论》)，“艳丽之学”(颜永京：《心灵学》)，等等。
有关“美学”这个译名，日本美学家几乎是众口一词地认为是1883～1884年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中首次使用，但有值得怀疑之处。
提出了中国美学的来源是多起点和多渠道的观点。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感性的学说，早在18世纪中叶就被西方哲学家确立下来，但它被中国人知道已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了。在中国美学的形成期，一方面是国门已经被迫对外开放，另一方面则是本土以外能够提供系统美学知识的欧美各国乃至日本均已知道了美学，因而，中国美学的发生史不像史学家们习惯假设的那样，是一个单一起点的线性过程，而是在事实上呈现了多起点、多轨迹的发生过程。这是该成果所展现出来的中国美学发生和成长的多源头、多起点、多线索、多谱系的独特逻辑。
确认了中国美学作为应对生存危机挑战之回应的学术品格。美学作为中国知识现代性的成果，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镜像，是时代历史的晴雨表。作为学科的中国美学，因救亡图存的某种信念，曾作为生存技术(建筑学)的附属被引进；因相遇于自我苦寂的他者“知己”，曾作为悲观人生信念的方法论被挪用(王国维)；因西方现代知识对宗教的质疑，曾作为实现人格理想途径的“陶养感情之术”或宗教的替代品被推崇(蔡元培)；因现代学校的出现，曾作为课程体系中一个被设定的科目被规划。该成果细致地还原了中国现代美学发生进程中，因应生存危机的“在世的”内在学术品格与外在诸多面向之间所呈现出的“一”与“多”的互动与博弈。
实现了对中国美学文化身份的确认，揭示了当前研究中存在的学术殖民地无意识现象。我们说中国美学是舶来品，多数人大概不会反对，但我们如果说中国美学是殖民地学术、殖民地知识，会有许多人不以为然，因为这里引入了某种政治话语，因为人们对美学的感受和判断是从开始的不得不接受，倒觉得应该接受，再到后来的几乎不知道它的本质是本土学术，还是外来学术了。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已经模糊了所谓中国美学的文化身份，以为美学就是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学术，这是一种学术殖民地无意识。其实美学在中国从作为西学的附属知识到自律性理论，从学科的不自觉到自觉所走过的路程，并没有提供美学是本土知识这种观点的支撑。该成果在考察中国现代美学发生与中国传统思想、西方美学理论观念之关系的基础上，清理了中国美学的知识构成，重新确认了中国美学的文化身份，这对于重构中国美学的未来走向，是非常必要的。
就研究方法而言，围绕着中国美学知识的现代形成及其学科发生这一核心问题，该成果立足于“方法是对象的类似物”的方法论认识，针对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学科和问题视角，以实证方法为主，采取多种学科视野和方法交叉、融合的方法，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总结和归纳出中国美学现代发生的过程和规律。主要实现了以下方法上的创新与学术特色。
成果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史料钩沉索隐。我们反对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忽视、遮蔽甚至歧视基本史料，不因史料主体的身份、声望高低选择史料，而是对名声显赫的史料主体与名不见经传的史料主体一视同仁，力图在已经掌握的文献资料基础上，发现更加丰富的证据，进一步接近历史真相。在研究中，课题组不放过任何史料线索，不因遭遇巨大史料调查困难而失望和放弃调查。课题组负责人及部分参加者对本课题的基础史料调查工作已经持续了近十年，充分掌握了历史信息的完整性，努力使一切结论均出自史料的表达，努力不让事实向任何现成的结论妥协，重构了中国美学现代发生的历史过程。通过跨文化和学科综合方法，对中国现代美学和日本现代美学形成过程中的互相借鉴、来往频繁的状况展开了细致梳理，厘清了中日两国以东亚文化身份共同面对西方美学的引进、消化、吸收之动机、经验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