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宵|元宵节是如何成为“中国式狂欢节”的( 二 ) 东营区黄河中学|北京冬奥会

在封建社会标榜的君民同庆上，宋代元宵节达到了新的高度。北宋《东京梦华录》有载:“正月十五日元宵……奇术异能，歌舞百戏，鳞鳞相切，乐声嘈杂十余里，击丸蹴踘，踏索上竿……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横列三门，各有彩结金书大牌，中曰‘都门道’，左右曰‘左右禁卫之门’，上有大牌曰‘宣和与民同乐’……宣德楼上，皆垂黄缘，帘中一位，乃御座……万姓皆在露台下观看，乐人时引万姓山呼。”在元宵节，人们可以从严苛的礼教秩序中暂时脱离，恣意玩乐，欣赏百戏灯火，与君王近距离接触。
南宋时期，据吴自牧《梦粱录》载:“今杭城(杭州)元夕之时，自十四为始，对支所犒钱酒。十五夜，帅臣出街弹压，遇舞队照例特犒。街坊买卖之人，并行支钱散给。此岁岁州府科额支行，庶几体朝廷与民同乐之意……更兼家家灯火，处处管弦，如清河坊蒋检阅家，奇茶异汤，随索随应，点月色大泡灯，光辉满屋，过者莫不驻足而观。”花灯中歌舞升平，官府慷慨发放“开工利是”，丰富的节日活动内容包含着祈愿开工大吉的好彩头，官民同乐于此，节日热度不减。
明代的元宵节是城市公共性表现最强的节日，京城百官放假十日，在东华门外形成灯市，卖灯的商贩、买灯的顾客、观灯的游客，络绎不绝，热闹非凡。“天下繁华，咸萃于此。勋戚内眷登楼玩看，了不畏人。”(明代刘若愚《酌中志》)
为描写南方的元宵节，明人谢肇淛说:“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明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述杭州龙山放灯的情景:“山无不灯，灯无不席，席无不人，人无不歌唱鼓吹。”可见当时元宵盛况。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清中期前，京城正月十三至十六，四晚灯火通宵，依然“金吾不禁”。晚清北京，灯节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其次是工部、兵部，东安门、新街口、西四牌楼“亦稍有可观”;天津上元日，“通衢张灯结彩，放花炬，遍地歌舞”;苏州元宵前后，家家户户的锣鼓敲起来，“或三五成群，各执一器，儿童围绕以行，且行且击，满街鼎沸，俗呼走马锣鼓”。
没人不爱元宵节
如今，元宵节已经历了千年风霜，但依然是中华儿女心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在海外华人聚居区也备受重视。除汉族以外，满族、朝鲜族、赫哲族、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回族、锡伯族、藏族、白族、纳西族、苗族、瑶族、畲族、壮族、布依族、黎族、仡佬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同胞，同样会在元宵节进行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活动。
其中，甘南地区的东山转灯、黔东南地区的苗族舞龙嘘花习俗、赣西客家的元宵节庆、贵州德江的炸龙习俗、黑龙江黑河的瑷珲上元节、山东淄博的花灯会、北京密云的九曲黄河阵灯俗等27项地方性元宵节俗，已入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从许多传统的民间游艺形式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古代人们流连于花灯中狂欢的影子。
元宵节，中国古代人民从日复一日的生活和工作中暂时脱离，暂缓了封建礼法和世俗事务带来的压力。这一盛大节日超越了时空界限，成为不分民族和阶层的场域和文化意象，也为我国民间文化的传承提供了优越的载体。这一场具备中国特色和文化内涵的“狂欢”，伴随着春灯温馨、银月照天，喧闹又不失浪漫，教人如何不爱它?
(作者系文化和旅游部恭王府博物馆综合业务部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