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明月打头圆”,农历正月十五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元宵节。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诏令司马迁等人议造的“太初历”,确立正月初一的“岁首”地位,也让正月十五这天成为新年第一个月圆之夜。
人们在这天向上苍祈求雨水丰沛、农桑丰收,女性在这天许下觅得良缘的愿望,皇家在这天,拜谒汉代崇尚的天帝和至高神“太一神”。《史记·乐书》有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这也被许多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点灯观灯传统的开端。
开工之前最后一次大型休闲娱乐活动
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将佛教引入中原,为了弘扬佛法,下令正月十五夜在宫中和寺院“燃灯表佛”。随着佛教文化影响的扩大、道教文化的加入和皇家祭祀仪式的加成,正月十五夜燃灯的习俗,逐渐在全国扩展开来。
南北朝时,梁武帝笃信佛教,于是在正月十五大张宫中灯火。唐朝时,中外文化交流更为密切,佛教大兴,仕官百姓普遍在这一天“燃灯供佛”,灯火于是遍布民间。自此,正月十五张灯即成为法定之事。
从宋代开始,“元宵”一词开始出现在文献典籍中,例如南宋周必大的《平园续稿》载有“元宵煮浮元子,前辈似未曾赋此”。元代有“爱元宵三五风光,月色婵娟,灯火辉煌”,明朝的元宵灯会持续时间很长,自正月初八到十七,整整十天,以显示歌舞升平。
【 元宵|元宵节是如何成为“中国式狂欢节”的】清朝,满族入主中原,宫廷不再办灯会,民间的灯会却仍然壮观。由此可见,元宵节以其特有的文化底蕴与天然的文化亲和力,受到人们的拥戴并植根于民众的心中。
由于元宵节诞生之初曾承担皇家祭祀职能,元宵之夜需要通宵礼佛,宵禁由此暂停。这天晚上,民众不仅可以进行祭祀祈福,还是长期受礼法约束、尤其是平日被限制在家的古代妇女,一年一度难得的出门社交契机。人们自由外出、游玩赏灯,也是年轻男女乘机会见意中人的好时机,真可谓“见许多、才子艳质,携手并肩低语”(北宋李邴《女冠子(上元)》),“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元宵节,被视为“过年”的终点,呈现的是春节的高潮与尾声。民间常说的“过年”,“过”的既有新年又有旧年。人们从农历腊月初八到大年三十,是跨过了旧年;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正式跨到了新年。正月十五的“闹元宵”,就是人们在正式开工之前,从家庭成员之中走出,进行的最后一次大型休闲娱乐活动。
元宵节的一切活动以“闹”为核心
元宵节的一切活动以“闹”为核心,人们舞龙灯、放花灯、踩高跷、集体祭祀等。与跨“旧年”时的阖家团圆“守岁”不同,这种“闹”更接近集体性,是新年里第一次接近“狂欢”属性的大规模集体活动。这也意味着“年”的结束,人们又要进行新一年的生产生活,重新回到社会秩序中去。
“回到社会中去”的人们,在创造闹元宵的方式上毫不吝啬才华,体现了我国古代城市生活的异彩纷呈。人们在祭祀祖先、祈求兴盛的时候,既有宏大隆重的仪式,又往往会在其中增添一些娱乐色彩。
隋朝,《隋书·柳彧传》记载:“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装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亵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描述的是京城与外地州城的人们,在正月十五月夜集会娱乐,鼓乐喧天,火炬照地,化装游行的队伍填满街巷的场景,颇有现代西方社会“万圣节”“狂欢节”的风格,元宵的热闹场景可窥一斑。但这在当时是新兴的城市节俗,被保守官员上书抨击,认为元宵狂欢不顾男女有别,不符封建礼法,应当禁止。
到了唐代,都城平时有宵禁,私自夜行者会被处以重罚。但在元宵节期间,官府会下令特许打开坊门,弛禁三夜,任由人们彻夜狂欢。唐中宗李显还曾带着公主、宫女等数千人,微服出行、踏月赏灯,并让宫女们“衣罗绮,曳锦绣,耀珠翠,施香粉”。唐刘肃《大唐新语》记:“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臣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在国力空前强大的唐朝,东都洛阳、江南扬州、西北凉州等地的元宵节同样热闹,处处张挂彩灯,人们还制作巨大的灯轮、灯树、灯柱等,满城火树银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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