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网|郭相颖：守了大足石刻50年张红萍|民间艺术|民间文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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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相颖（右一）在千手观音修复现场。受访者供图
公元3世纪左右，源自古印度的石窟艺术经西域传入中国，又一路由北向南，最终在中国西南落下一笔重彩，形成始建于唐宋的重庆大足石刻。从宝顶山到北山，大足石刻以“五山”为代表。北山摩崖造像一号像“韦君靖碑”，清楚记录着从唐末经五代到南宋几百年的造像过程，大足石刻因而也被称为“唐宋雕像的陈列馆”。
1999年12月，大足石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15年，耗时8年的宝顶山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修复工程通过验收，800多岁的千手观音重焕新生，宣告这个国家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主体修复完工。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工程中，X光探伤、红外热像探测、三维视频显微镜观察等现代科技，首次在大型不可移动石质文物修复中应用。
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首任馆长郭相颖，今年已经85岁。他37岁来到这里，从无水无电独自守山，到见证成功申遗，陪伴大足石刻半个世纪。日前，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采访人员专访时，郭相颖说：“中国石窟寺保护70年，我在其中50年。酸甜苦辣都尝过，十事九成无遗憾，来世若有择业时，再卧青灯古佛前。”
中青报·中青网：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与大足石刻结缘的？
郭相颖：1974年春天，我正式调到当时的大足县文物保管所工作。当时整个文物保管所实际工作的职工，加上我只有两个人。我一个人背了一个小铺盖卷，顺着烂泥路到山上去，当地农民说“又来了个守菩萨的人”，还问：“听说你是老师，现在来守菩萨，工资是不是要降级？”
那种情况下，我们自己也觉得确实有点“青灯古佛旁”的凄凉。周围没有住户，条件艰苦，每天要担起水桶，到有清水的地方去接水。如果我一天能够挑到4桶水（约200斤），就很满足了。有时候早上洗脸的水，还要留到晚上洗脚。吃饭的柴米油盐，都要自己从城里背上山。
但是很怪，我上山后从没有见异思迁，我就“生根”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石窟的艺术感染力。我年轻的时候喜欢画画，上山一看石窟，哎哟，那么多精美的雕塑！尽管生活艰苦，要自己种地煮饭，就都不在话下了。
中青报·中青网：目前国内石窟保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郭相颖：石窟艺术本来是随着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的，而石窟在中国之多，现在的数量说不定比印度还要多。我搞了一辈子石窟保护，我们确实是“国宝不少、欠账太多”。现在正在逐渐加大对这方面的保护，一方面是经济条件、技术条件，另一方面是指导思想。
现在我们的经费比过去多，科技比过去好，材料也比过去丰富，但我认为至今还是短板的一点是石刻的风化——（石刻）面积又大又广，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石窟艺术跟保存在博物馆的藏品大不一样，它是暴露在自然环境中，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如果你用纯粹的库房管理、陈列式的保护手段，远远不够。
中青报·中青网：此前大足石刻千手观音的修复引发过争议，你怎么看？
郭相颖：补胎（补塑胎形——采访人员注）、贴金、彩绘……这个工程整整花了8年，其实很长时间是指导思想的辩论、确立的过程：该不该补胎？该不该贴金？该不该彩绘？反对的人不少，但我觉得这个工程是成功的。
现在我们提倡修旧如旧、保持原貌。什么叫原貌？哪一天的原貌？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现状，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我们文物工作者陪伴它的时间也短得很。其实（石窟）从古到今都在贴金，只不过它剥落了、残缺了。我们应该从历史的根源上去考察什么叫原貌。
所谓的化学保护，确实可以让掉粉、掉小石子（速度）减缓，但是太容易失效了，保护时间短，而且对石胎有影响。在没有成功的办法之前，我是主张用传统材料，这些东西成本不高，对本体没有什么损害。
当然，这是有条件的。根据有关材料，根据文物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做出方案，经过审批以后，高质量的工程队对典型作品进行一定的贴金、彩绘，我认为是有好处的。过去用竹签、黏土、木棍、生铁，很容易腐朽，现在有一些新材料，我觉得也应该引进，至少可以思考。
这个修复工程也培养了人才。贴金本来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民间工艺，只是这几十年断了，所以我们得重新培养人。
中青报·中青网：现在参与大足石刻保护、研究的年轻人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