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诗歌,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寻觅自己的知音|读书 | 陈子昂( 二 )


韦应物(737—791)
普通而平淡的人生写照是韦应物诗歌的独有魅力,这句诗看似恬淡潇洒,背后却有一种天涯沦落的情绪。人生的种种况味,似乎全在这十字之中了。我们仿佛看到,诗人一袭白袍,手持酒杯,从远处向我们走来,一直走到我们中间。
白居易(772—846)
白居易对隐逸作了一番新的阐释。他认为大隐隐于朝市,小隐隐于山林,但朝市过于喧嚣,山林又过于冷落,他的选择是中隐。白居易以自我保全作为基本价值标准,在个人与官场之间划出了一条清晰的界限,既不违背良知去迎合权贵,也不忤逆权贵而伤害自己。
元稹(779—831)
《行宫》的开放式结尾给人无尽的联想。唐代其他皇帝身后也留下了无数宫女,却都没有享受过此种追忆。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评道:“只四语,已抵一篇《长恨歌》矣。”让元稹伤感不已的不仅仅是过眼烟云的荣华富贵,更有春梦无痕的人间情爱。
韩愈(768—824)
当韩愈不再运用盛唐诗歌的“兴象”思维时,他就为诗歌开辟了另一条道路。这一转捩的原因之一是文人角色向士大夫角色的转换。强烈的主体意识导致诗歌观念的改变,人们不再愿意去追步盛唐那种对外在世界加以想象的诗歌,而是要从个体生活中去发现人的境遇,诗歌的人间性因此越来越多于超越性。
李贺(790—816)
李贺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就像流星一样划过璀璨的唐诗星空,让读者神迷目眩,又使我们超越了日常生活的平凡感觉,意识到生命的终极脆弱而无助。这样的诗人不可太多,但也不可缺少。
柳宗元(773—819)
柳宗元想要学陶渊明,放下仕途的“机心”,但他其实更像是在追寻屈原,那是一个清高贞洁的形象,在抒发着内心的孤愤。说到底,柳宗元从来都没有获得超然的自由,因为他的诗中始终有一个“我”在。
刘禹锡(772—842)
刘禹锡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与司马迁接近,意义追求和价值期许都在人道之内,个体生命的圆满是通过群体生命的存在和延续实现的。这就是他屡遭政治打击却从不沮丧,反而更加积极对待人生的原因。对刘禹锡来说,自然的天道不足恃,人事的作用才最重要。
杜牧(803—852)
今天我们读杜牧的怀古诗,常常会感到主题上的重复。这也是唐代怀古诗的共同特点,总是在不断感叹朝代的兴亡,但终究不能在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上有所突破,看清历史循环的规律。这当然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更何况,在一个出身没落世家的诗人眼里,颓废从来都有一种无法抗拒的美。
李商隐(812-858)
李商隐渴望爱情,可又对爱的结局感到恐惧,他宁肯设想各种障碍,让女性永远像缥缈的女神一样神秘,而不愿跨过男女间的最后界限。李商隐将传统的艳情诗改造成爱情诗,完成了诗歌史上的一次飞跃。这些情诗无疑不属于传统的游子思妇,而是道出了男女情爱的本质:爱在终极意义上的不可实现性。
温庭筠(约812—866)
在温庭筠眼里,不但历史上那些追逐功名的文人到头来都成了一堆坟包,就连帝王的荣华富贵也如草木一般荣枯无常。当一个人在情感上开始与王朝政治保持距离,历史的正统叙事也就遭到了颠覆。
韦庄(约836—910)
唐末诗歌在艺术上或不及盛、中唐,但在认识上却很深刻。在一个大厦将倾的时代,大多数诗人已经无心锤炼字句,民不聊生的现实让他们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每一天都可能是迄今最坏的一天,却又可能是未来最好的一天。在韦庄的心里,有一种时日无多的紧迫感。

编辑:蒋楚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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