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诗歌，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寻觅自己的知音|读书 | 陈子昂民俗|江苏大学|镇江|元宵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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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
景凯旋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再见那闪耀的群星：唐诗二十家》不是一部研究专著，而是一本诗歌随笔，是作者在唐诗中的一次游历。在谈及这二十位诗人时，尽量展示其最重要的作品，但并不做全面评价，而是对每位诗人采取不同的阐释角度。作者试图在唐诗的背后寻绎观念与价值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天人之际、自我意识、时间观念和感觉方式，以及诗人的心路历程、审美情趣、人格品质和艺术技巧。此外，还收录了几篇附文，分别讨论唐代的僧人诗、女性诗、代言体，以及士人的角色处境。
正如作者所说：诗歌是唐代文人的事业，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诗歌，我们可以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从中寻觅到自己的知音。在精神层面，现代人并不比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李商隐高明多少，因为现代科学理性并不能解决生命意义的问题，而诗歌的作用正在于彰显意义。人生归根结蒂是不完美的，它需要不断地解释。
诗歌自诞生之日起，就与痛苦而不是幸福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那些伟大的诗人都有一种人生的悲剧意识，体验到个体生命与永恒事物之间的巨大鸿沟，即使在最快乐的时候，也对苦难的况味有一种迷恋。就诗歌所呈现的生命样式而言，王维渴望归去，李白憧憬远方，杜甫则始终行走在路上。
面对同样的夕阳，李商隐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歌德说：“西沉的永远是这同一个太阳。”李商隐感受到的是当下时间的短暂，歌德体验到的是超越时间的永恒。这似乎代表了中西文化在宇宙意识上的某种差异。
唐诗的价值是永恒的，它是人性悠长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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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昂（659—700）
遥远的过去来自黑暗深处，而未来更是沉没在无穷无尽的黑暗之中。这就是陈子昂眼中的世界图像。这是何其天荒地老的落寞！陈子昂是唐代第一个从群体意识中挣脱出来的诗人，他在旷野中呼喊的孤独具有文化史上的意义，那不是生命的感伤，而是自我意识的觉醒。
孟浩然（689—740）
【 通过诗歌，进入唐人的精神世界，寻觅自己的知音|读书 | 陈子昂】孟浩然自己的人设始终是一个隐士，不是一个诗人。而与他同时代的诗人在面对功名利禄的巨大诱惑时，也需要捧出一个清高自由的隐士形象，以对抗自己身处的那个浮躁的盛世。
王维（701—761）
王维的诗是一种知性的美，不是一种伦理的美。他的“归去”没有远方的参照，因而他的诗缺少内在的人性冲突，缺乏附着于自由而不是自然的情感，总是引导读者进入无我的境界，对于存在意义的寻求也总是止于空无。“归去”于是成为他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妥协与回避。
王昌龄（698—756）
王昌龄的边塞诗和闺怨诗大都不是为自己而写，而是为时尚而写。如果说盛唐气象指的是一种青春的元气，那么王昌龄就是其最重要的代表。
高适（700—765）
今天的读者会发现，古人的价值世界还是比较单纯的，唐代的边塞诗书写着光荣与苦难、冲突与杀伐，却没有宣扬仇恨。族群仇恨的价值是现代人的发明，是在自然世界的价值消失后，人类进入历史世界才出现的情感。
岑参（约715—770）
许多唐朝文人其实从未到过西域或中亚，有的至多也就到过陇右。他们对西域和中亚的印象多来自前朝诗歌，然后借《从军行》《凉州词》《出塞》等乐府诗题来表现昂扬的书生意气。然而，岑参本人曾真正从军安西、北庭，他咏边塞之诗，句句从亲历中来，这使他成为与高适并称的盛唐边塞诗的代表。
李白（701—762）
自汉末至魏晋，士人中一直弥漫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悲剧意识。到了初唐，这个悲剧意识还在延续，人们不断被生命不居的瞻望所苦恼，继刘希夷“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之后，李白再一次举杯哀叹：“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杜甫（712—770）
杜甫被后人奉为“诗圣”是因为他的作品体现了儒家的社会关怀，但他的价值恰恰在于强烈的个体意识。自《诗经》以降，中国诗歌走过的是一条从整体意识向个体意识渐渐转变的道路，至杜甫终于达到了一个高峰。
刘长卿（约726—约790）
在一般人眼里，自然风景是没有情感的客观事物，只是供我们观赏，归根到底还是一种“我与他”的关系，而一个优秀的诗人具有移情的能力，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变成“我与你”的关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会懂得刘长卿山水诗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