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儿吾女|红星书评│事件与时间中的《吾儿吾女》—基于齐泽克的哲学解读与王安忆的文学理论( 三 )


从上面这个细节里,可以看出袁远的另一个功夫,即对人物心理、情态和语言的逼肖募写。汪曾祺回忆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创作课,“强调最多的一点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任静的心理、情态和语言,陆枕涛的心理、情态和语言,包括老太太的心理、情态和语言,正是“贴到人物来写”的精妙之笔。《吾儿吾女》中,这样的精妙之笔还有很多,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物的心理、情态和语言,都和他们的身份高度吻合,极具神韵。
而更让人不能呼吸的,是亲子关系的彻底崩溃,谁说袁远的叙事没有锐度?在《吾儿吾女》的“事件”设置里,这是不多的“血淋淋”的悲剧式书写。尽管,袁远最终将这对母子从亲子关系即将崩溃的悬崖里拉了回来,但谁也不能否认,客观存在了的死亡冲突,让我们还是不得不为亲子关系的脆弱捏一把汗,并为之心生恐惧。袁远不会在小说里给身在同样困境的父母一个改善的良方,因为这方法其实并不存在,但他们大抵可以从这个事件里得到启发、反思甚至教训,作为小说,这就够了。
而最让人荡气回肠、一念三叹的事件,是“问题学生”林逐月进特殊学校。离了婚的父母很难得在这个问题上达成统一战线,足见林逐月问题的严重性。袁远不惜笔墨细致呈现出来的林逐月的问题,是否具有普遍性和警示性已经不重要了,她想在这个事件上尽可能地表达自己一种为人父母的态度,这种态度无关对错,只是需要深入到问题学生的内心里去,深入到现实里去,让问题最后的解决既顺理成章又留下足够的想象空间,所以父亲送进去,最后母亲放出来,都让袁远摆布得合情合理,而“问题学生”会变好吗?小说不负责提供最终的答案,事件到这里,像掀起的巨浪最后慢慢静下来成为一汪细细的流水,林逐月和她的父母,都要回到日常。
吾儿吾女|红星书评│事件与时间中的《吾儿吾女》—基于齐泽克的哲学解读与王安忆的文学理论
文章插图
被压缩了的“时间”
“事件”说完,再回到“时间”这个问题上。
王安忆说:“时间对于戏剧是个显性的任务”,因为它需要考虑“如何将一个晚上度过去”。我觉得长篇小说也如此,把小说的“长度”填满,最重要的就是处理时间的问题。所有的“事件”都会得到解决,所有的矛盾都会缓解。在《吾儿吾女》里,所有的孩子都会长大,所有的父母都会变老,问题是,读者要的是这个充满趣味或者惊险的过程,过程就是时间,“小说的时间”不是自然时间,因此,时间的处理,也是小说家要面对的重要课题。
《吾儿吾女》的时间线,起于“小升初”政策公布前夕,收束于即将进入初三的初二下学期,这样的时间安排颇具小说家的匠心。袁远显然不能在一部小说里,安排进“小升初”和“初升高”这两个重要的时间,“小升初”的过渡像一场战役,带出了各色父母和各色孩子。一个浪头过去,便是初一初二两个年度里,看似平静实则波澜不止的日常。前面的浪头不过是日常的铺垫,日常里才装得下那么多生活的经络,一家又一家,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小说的交叉叙事里,时间在缓慢而有节奏地行走,一天、一周、一月、一学期、一学年,然后再两学年,看着进入初三、面临中考这一大事件,小说却突然收束,时间停止,人物谢幕,未来无穷的想象,只得交给小说外的“自然时间”了。
到这里,小说的时间与自然的时间界限尚在,但读者似乎已经分不清时间的虚与实,其实虚虚实实又有什么重要呢,“事件”的长度或长或短,人物的面貌或浓或淡,小说的思想或浅或深,都围绕着时间展开了就好,细节、情节、思想、人物性格等等,都在服务于“天下父母”与“吾儿吾女”这个内涵就好。袁远遵守着时间对小说容量的限制,把“不可叙述的转换为可叙述”的,将现实中冗长的自然时间,经过有意义的规划,压缩到小说的时间长度里,那些无用的时间便被淘汰和过滤。从“三月的帛州平原”开始,我们看到了时间的线头,到“十月中旬的周六”,再到“雾气越发地重了”的秋冬之交,进入银杏叶落的十二月上旬,再进入“元宵节过后”,又是一个春天,然后“清明时节雨纷纷”,到“夏日的黄昏”,时间行走的路径,在小说里是清晰的,却也是被压缩了的,无数个家庭、无数对父母、无数个孩子,都在这压缩的时间里,逐渐走出剑拔弩张的关系,时间的容量足够坚实地撑起小说的过程,小说家到这里“功成身退”,却不忘在第31节里埋下自己对小说时间处理的技巧:“时间这个东西,既快又慢。慢的时候,千篇一律的日子仿佛永无尽头;快呢,弹指一挥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