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儿吾女|红星书评│事件与时间中的《吾儿吾女》—基于齐泽克的哲学解读与王安忆的文学理论( 二 )

《亲仇》之后，《单身汉董进步》和《亲爱的婚姻》是两个可以互相阐释的中篇小说，直到《吾儿吾女》，她都在循着这条写作的主线，沉默而有力地掘进。
袁远从来不会把自己想象成伟大的小说家或者小说风格的开拓者。这二十余年的写作生涯里，她其实一直在努力探入到“家”这个永恒话题的深层激流之中，探入到“家”的哲学和伦理中，探入到社会幽微的敏感内层里，去窥探“家”的深刻含义和父母亲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由《亲仇》而至《吾儿吾女》，她逐渐感到，有必要在小说中去记录逐渐形成的新观念和新世界，对固有的家庭范式及其亲人伦理带来的冲击波。
“事件”中的启发与反思
《亲仇》里的杜晓晗，一定有袁远自己的影子，但原型更有可能来自于她身边的女性朋友。因为读者“能够从对杜晓晗的叙述中读出更丰富、更真切的经验性内容”。这未必与作家的经历呼应，但一定与作家的同情相关。
“小升初”政策的大变，是袁远处理的第一个“事件”。不同的父母对这一“事件”有着不同的认知。按照齐泽克对事件“超出了原因的结果”和“破坏任何既有的稳定架构（scheme）”的定义，米颖和小安以及宋丽华这三位“小升初”学生的母亲有着各自不同的认知和应对之策：米颖外示忙乱，而内里实则有着有条不紊的主张；小安娃娃气，应对事件几乎全无主见，丈夫金峰“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在“小升初”这个大事件里因为有他和小安“咆哮事件”与“掌掴事件”的家庭过往，所以在“小升初”的筹划上，两个人并不能算是齐心；宋丽华则是苦心经营、工于心计、处处投机，是大事件里看上去最精明而不吃亏的人。
虽然明知道她们面对的这个大事件终会解决，袁远却还是用了15个小节来铺陈三个母亲应对事件的详细过程，其目的当然是呈现大事件下、大城市中，天下父母纷然各异的教育生态以及随时改变个人命运的社会环境。她以“小升初”这个大事件作为小说的开篇，扣住了这个时代的天下父母都会遇到的热点和难点，使读者企图从中获得经验的想法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其中，也深藏着她对“父母”这个身份的焦虑与同情。毫无疑问，“都市是中心”，今天，都市里的父母面临的困扰空前地多，更何况大多数都市里的父母都是近一二十年间从农村转移进城市的。“进入中心的人们并不能立刻使自身成为中心的灵魂。都市成了新的‘围城’，它虚怀若谷，海纳百川，却又吞噬一切，毁灭一切。”可以说，“小升初事件”是整个小说精心布局的循环事件的预章，它确立了这部小说“关怀、同情、理解”甚至悲悯的基调，无论是米颖、小安、还是宋丽华，她们对孩子“小升初”的重视与否、努力与否以及过程中的付出多少，都无可指责。
小说最残酷而逼近真实的事件，是任静和儿子陆枕涛围绕艺术特长画画发生的冲突、斗争与最终的和解。袁远选取的这个矛盾，在现实世界里普遍存在，但袁远在平静的叙述里却将这个矛盾事件写得惊心动魄。陆枕涛难以割舍画画这个爱好，掌握不好分寸影响了学习；并不宽和圆融的母亲任静强力武断隔离爱好，以使他回到正常的学习上来。矛盾几乎不可调和，寸步不让的冲撞中，死亡的威胁浮上来，学的乐趣和生的勇气沉下去，事件中的细节触目惊心：周六，陆振涛上午做完作业，下午又坐到了画架前。一贯担心儿子因为兴趣爱好而耽误了学业的任静经过再次“交涉”无果后忍无可忍动起了手：“任静再不多说，一冲而起，把画架上的画一把扯下，扔到地上，双手把画架一提，要搬进她的卧室。”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陆枕涛伤心难过之下说出了“你不让我画画，我就去死”这样的狠话。这个时候，任静母亲加入，“一把搂住了外孙，叫着陆枕涛的小名，颤颤流下泪来：‘胡说！胡说！你胡说什么呀！莫吓我呀！’”老人加入任静母子这场“画画遭遇战”，袁远恰到好处地把控了三代人在同一个场景里的时间节点和细节。可是冲突的高潮还没来呢，情绪的转换或者升华如何呈现呢？好了，袁远在此时别具匠心地安排了一个小细节：“任静母亲一个‘哎呀’没说全乎，电话铃乍然响起。任静惊了一下，任静母亲也惊了一下。电话铃声又脆，又尖锐，震得整个客厅像是死了一般，任静忽然悲从中来，她和自己儿子，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以为电话铃声让矛盾缓冲呢，袁远却不，安排了大细节中的第二个小细节，让矛盾升级：“陆枕涛没接外婆递来的抽纸，身子一晃，人到了书桌前。错眼不见间，他手里握了一把美工小刀。错眼不见间，那刀片按在了他右手虎口上。”魂飞魄散的任静“欲上前夺下儿子手里的刀，哪有力气，双腿已不是腿了，舌头也不是舌头了。”细节在老太太栽倒在地和“她也栽倒在地”之后结束。在这样快节奏的叙事里，袁远不忘在急鼓繁弦里安排电话铃声和美工刀，基于对情节推动的合理与自然，这样的大细节套小细节，哪里是袁远有心设计，分明是细节自己找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