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把真相告诉孩子，并为他们找寻希望( 二 ) 格言|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奥林

当然，该作品中的很多其他情节和构图也是来自森达克儿时记忆，比如爱达穿上黄色雨衣的情节来自他看过的屠苏《穿着巨大黄色雨衣的少女的书》；回家路上碰到的五只蝴蝶则是因为1934年在加拿大诞生了世界首例成功存活的五胞胎。由此可见，森达克把童年时让其恐惧、让其好奇、让其憧憬的诸多记忆都巧妙地编织进了这个故事。森达克曾表示，“我要让莫扎特守护这些角色们”，这就是绘本中爱达抱着妹妹回家时看到莫扎特在河对岸弹琴的缘由，而森达克最爱的就是莫扎特的音乐。
大江健三郎与森达克绘本的邂逅
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的创作契机，则是大江健三郎的妻兄、著名导演伊丹十三为抗议无良媒体而于1997年跳楼自杀事件。此事对于大江的震撼绝不亚于当年儿子大江光出生时头部生有肉瘤所带来的冲击。对于大江而言，伊丹十三不仅仅是妻兄，更是从少年时代便相识相知、相互理解和信任的亲密朋友，却在其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被日本黑暴势力和无良媒体所吞噬。他的突然离世为大江及其家人带来了难以名状的痛苦和困惑，就像森达克始终要让弱小的婴儿得到拯救一样，大江同样要让妻兄和老友伊丹十三获得拯救和永生。如果说这两者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森达克用绘画的艺术形式来表现40多年的思索：“拯救孩子！”，大江则借用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以其擅长的小说写作这种艺术手法，写出“忘却死去的人们吧，连同活着的人们也一并忘却。只将你们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
于是，为了从沉溺中拯救灵魂，大江在《被偷换的孩子》中的分身长江古义人开始了在柏林的百日隔离，其间邂逅了森达克的这部绘本。事实上，文本外的大江也确实是于1999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逗留期间，偶然读到了题为《在那遥远的地方》的小册子，这是森达克与世界著名的莎士比亚研究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进行的对谈。看了其中内容，大江兴奋莫名，随即去书店购买了森达克包括《在那遥远的地方》在内的诸多作品。之后在柏林的高等研究所，大江很偶然地从曾与森达克对谈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教授那里听到一句话：“或许他自己就是那‘被偷换的孩子’吧。”也许正是这句话，使得大江突然意识到被黑暴势力和无良媒体吞噬了的伊丹十三也是“被偷换的孩子”，被形形色色的黑暗势力已经吞噬、或正在被吞噬、或将被吞噬的无以计数的伊丹十三们当然更是“被偷换的孩子”！于是，大江随即在宿舍中阅读这篇对谈，初步完成了小说的构想，随后便一气呵成地创作出《被偷换的孩子》这部长篇小说，其后更是以此为开端，接连写出了“奇怪的二人配”六部曲中的后五部长篇小说。
将《被偷换的孩子》付梓后，大江于2000年9月访华，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发表了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演讲，其间提到了他与《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这段邂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区小居期间，像是偶然地读到了森达克的日常谈话记录和以此为主题的绘本《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书使我获得了写作自己小说的方法。”
我国著名作家莫言对于《被偷换的孩子》曾有过深刻的评价：“大江先生认为他自己、儿子大江光和内兄伊丹十三都是被妖精偷换了的孩子。这是一个具有广博丰富的象征意义的艺术构思，具有巨大的张力。其实，岂止是大江先生、大江光和伊丹十三是被偷换过的孩子，我们这些人，哪一个没被偷换过呢？我们哪一个人还保持着一颗未被污染过的赤子之心呢？那么，谁是将我们偷换了的戈布林呢？我们可以将当今的社会、将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看成是戈布林的象征，但社会不又是由许多被偷换过的孩子构成的吗？那些将我们偷偷地置换了的人，自己不也早就被人偷偷地置换过了吗？那么又是谁将他们偷偷地置换了的呢？如此一想，我们势必跟随着大江先生进行自我批判，我们每个人，既是被偷换过的孩子，同时也是偷换别人的戈布林。”
“救救孩子”
莫言的这段话语既是对《在那遥远的地方》和《被偷换的孩子》的深度解读，也是对人类社会和芸芸众生的无情警示：我们既是被戈布林偷换的孩子，也是偷换其他孩子的戈布林！这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鲁迅先生于一个世纪前的1918年振聋发聩地喊出的那句话语——“救救孩子！”
大江健三郎本人也曾在2010年对其中国友人说过：“目前，我的头脑里只考虑两个大问题，一个是鲁迅，一个是孩子。自己是个绝望型的人，对当下的局势非常绝望……每天晚上，在为光掖好毛毯后就带着那些绝望上床就寝。早上起床后，却还要为了光和全世界的孩子们寻找希望，用创作小说这种方式在那些绝望中寻找希望……”无疑，为孩子们不懈地寻找希望，是大江晚年的工作，更是大江晚期作品的主题，这从其晚年创作的六部曲特别是《被偷换的孩子》（2000）、《愁容童子》（2002）以及《两百年的孩子》（2003）等小说题名中便可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