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孔子财富观的社会公正意蕴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孔子基于道义的财富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是最贴切的表述。孔子财富观中蕴含的社会公正理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社会公平正义相契合,可以启发我们正确看待和追求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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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他对待财富的态度和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他了解人们追求财富的普遍心理,但是强调要以义取财;他理解财富增长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基础,所以强调先富后教;他深谙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因此主张将贫富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无论是追求财富、创造财富还是分配财富,孔子都力求将其框定于仁德与道义的范畴之中,体现了他对于社会公正的期许。
首先,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人们的普遍心理,“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语出《论语·里仁》,以下只注篇名)。如果富贵可得,哪怕从事低贱的工作也无所谓,“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孔子还曾对颜回说“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史记·孔子世家》),他希望心爱的弟子能过上富足的生活,自己甚至可以去给发了财的颜回做管家。可见孔子是旗帜鲜明地鼓励人们追求财富的。他还进一步指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泰伯》)。如果国家政治清明,为社会成员提供了追求富贵的机会和环境,个人还是不能摆脱贫贱的话,那说明努力不够,绝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但是,当追求财富与坚守道义相矛盾时,孔子绝不会放弃道义。喜爱富贵厌恶贫贱,本为人之常情,“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如果不能通过正当渠道获得财富、摆脱贫贱,那就宁肯不处富贵、不去贫贱。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常有人以此为依据来证明孔子“重义轻利”,其实,孔子“重义”确是事实,“轻利”的说法则值得商榷。他从不反对而且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只是当求利与道义不能两全时,他赞赏能坚守道义的君子,鄙视只知求取钱财而违背道义的小人。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孔子基于道义的财富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应是最贴切的表述。
孔子的一生,在面对富贵时始终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来要求自己和门下弟子。他曾经官至大司寇,但是因为“三桓”背弃道义而选择放弃;他率领弟子周游列国14年,如果肯妥协,也仍有机会谋取官职求得富贵,不再过贫贱的生活。但是,在当时“礼崩乐坏”的社会条件下,求富贵则必然违背道义,那是引以为耻的事,“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孔子坚守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的信念,不管遇到怎样的困境都不会动摇。他率弟子周游列国时,曾在陈国被困,粮食断绝,子路满怀懊恼责问老师,君子也会如此穷困一筹莫展么?孔子则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卫灵公》)。君子面对穷困能坚守气节,小人遇到这种情况便毫无底线了。在孔子看来,能否坚守仁德与道义,尤其是身处困境之时能否始终不渝地坚守,正是君子与小人的分野。
其次,孔子理解财富增长既是民众对富足生活的期许,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所以强调先富后教。《论语》记载,孔子到卫国,感叹人口已经很多了。人力是创造财富的基础,孔子看到这一点感到很欣慰。学生冉有问他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孔子说“富之”。仅有基础是不够的,还要将人力资本的作用发挥出来,通过创造财富使民众富起来。“既富矣,又何加焉?”那么富起来之后呢?孔子说,“教之”。(《子路》)生活富裕之后,可以有更高的精神追求。治国之道,必先富民,孔子不是空谈仁德与道义,而是强调要夯实社会的物质基础,先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再进一步通过教化达成谦逊守礼。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时,孔子回答,“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学而》)。“贫而乐”固然很难得,“富而好礼”则是更高层次的追求。以当代的话语表述,富起来之后才能强起来,真正的强起来一定是社会文化和文明层面的跃升。
再次,孔子基于社会公正,反对贫富过于分化,强调要有合理的财富分配制度。“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如果财富分配不公,民众不能各得其所,不仅社会秩序不能安定,统治者也会有倾覆之患。在孔子看来,当时的统治者过多的贪欲,正是导致社会不安定的原因,也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鲁国的季康子曾经因为小偷太多而烦恼,求教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意思是说,如果不是你过多的贪求财货,老百姓又怎么会去偷盗呢。统治者贪得无厌横征暴敛,民不聊生才会铤而走险。民众富足与国家富裕是一体两面:“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足?”(《颜渊》)民富才能国富,反之亦然。因此孔子提倡救济穷人,多做雪中送炭之事,不搞锦上添花之举,即“君子周急不济富”(《雍也》)。当学生冉求帮助富于周公的季氏聚敛财富时,孔子直接表明态度:“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他干脆地与这样的弟子划清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