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一抹器物之红，承载了多少红红火火的好兆头( 二 )

在红色成为明朝官方所认可并大范围使用的色彩之后，它用于端庄肃穆的宫廷院墙，用于精致典雅的后妃首饰，用于辞旧迎新的年节装饰，各个瓷窑也在不断探索，试图烧制出一种至纯至正的红色瓷器来。其实，此前之所以一直未有纯正的红瓷，除了红色在生活中未被统治者所崇尚的缘故之外，更为关键的是工艺技术的阻碍。传统红釉以铜为发色剂，但是铜在高温环境下的稳定程度极低，且其显色受到还原气氛等诸多因素影响，烧制非常困难。细数之下，唐代长沙窑的铜红釉釉色带黄，宋代钧瓷红中带紫，金代烧造红绿彩瓷，元代景德镇窑多制釉里红。而通体色泽油润光亮，如红宝石的高温红釉，则被誉为“千窑一宝”。而这千窑一宝，曾在明朝宣德年间红极一时。
前文提到，朱元璋称帝后命翰林学士拟定礼制，确定新朝祭器样式。明代宣德年间制鲜红釉即因多被用作祭器，又被后人称为祭红。鲜红釉的成功烧制无疑是红釉探索中的重大突破，比起钧红，鲜红釉色泽柔和稳定，不再有流釉之感；比起釉里红的色彩交杂，其通体一色，鲜红艳丽，正是历朝工匠所追求的至纯至正之色。尽管如此，成功的烧制并不意味着工艺的完美成熟，鲜红釉依旧对烧成条件极为苛刻，成品率极低。并且，为配制这种可以相对降低受环境影响程度的色彩，古人不惜成本，以珊瑚、玛瑙、玉石、赤金等珍贵珠宝入料，因此鲜红釉身价更为名贵。明代嘉靖年间的进士王世懋在所著的《窥天外乘》中描述道：“我朝则专设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骔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足见鲜红之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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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宫博物院藏鲜红釉碗
清朝康熙年间的《江西通志》卷二十七中，有一段关于明朝嘉靖二十六年浮梁县的记载：“江西布政司呈，称鲜红桌器均获高匠，重悬赏格，烧造未成，欲照嘉靖九年日坛赤色器皿改造矾。”虽是在说嘉靖年间江西再烧不出高温红釉，只能用较低温度下烧制的矾红釉作为替代品，却也一石二鸟地点出了统治者对御制红釉的追求，与烧造高温红釉的工艺之难、耗费之高。集中烧造高温红釉的探索之路也因经济无力、政治动荡、材料稀缺等原因中断了二百余年，直至清代康熙时期方才复兴。如果说明朝烧造红釉是因为君主喜红，以此为祭器命地方烧制的话，清代统治者在此基础上则更增添了一重显示国力的意图。康熙亲政后，开创大清盛世，国力繁荣，决意复烧红釉瓷器。在督陶官郎廷极的督导下，御窑厂研究釉料配方与烧制方法，烧制出的高温铜红釉瓷器虽釉色与宣德鲜红釉不同，但色浓如牛血，有些积釉处呈暗红色，别有一番浓淡趣味。强光下釉面反射出玻璃般的光泽感，莹澈浓艳，如一层宝石均匀附着于白胎之上，叫人赏心悦目。因釉汁浓稠较厚，烧制时不免流淌，郎窑红瓷器往往于口沿处露出一圈白胎，俗称“灯草边”；又为流釉不浸底足，工匠用刮刀在圈足外侧刮出一个二层台，故有“脱口垂足郎不流”之语。据清宫与饶州府御窑厂来往的造办文书记载：“脱口以雪顶为佳，流釉以牛毛丝为妙，釉不过足，以鸡翅木纹为尊”，挑选郎窑红贡品的官员便以此奉为圭臬。官方的标准既出，则暗示着此种器物的烧制进入了一个较为成熟的阶段，有足够的人力物资进行批量化生产。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起，郎窑红釉器屡屡出现于拍卖场上，与之相比肩的还有康熙晚期景德镇窑新创的豇豆红釉品种。自成功烧造至纯至正的郎窑红瓷器之后，豇豆红又于单色红中人为地衍变出其他色彩，有时因红釉氧化产生绿色窑变，倒使得红中微微透绿，故得美人霁、桃花片等美名。民国许之衡在《饮流斋说瓷》中写道：“美人霁佳处在于，淡红中显鲜红色与茶褐色之点，背光则显绿色”。清朝朱琰在《陶说》中提及了豇豆红的烧制方法，其法名为吹红：“截一长七寸、口径一寸竹筒，一头蒙上细砂，沾着釉水吹到坯上”。这种看似是烧制缺陷、实则为有意设特殊色彩计的，自19世纪起深受日本及西方藏家青睐。豇豆红在西方被翻译为“Peachbloom（桃花釉）”，其绿柔软如桃叶，其红温婉若桃花，这样的英文翻译，竟颇为形象地道出了豇豆红的特点。
红釉的烧造从红色不均不纯的钧窑，到纯正的郎窑红，又到有意为之的不规则豇豆红，历经数朝工匠的努力尝试。流传至今的红釉件件精美，釉色下涌动着热烈的生命力。它或许不似青花瓷一般是世界眼中的中国符号，但百余年来各色红釉经久不衰，历久弥新。这一抹红，始终是历代君主挥之不去的心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