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一抹器物之红，承载了多少红红火火的好兆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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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皇家建筑群以黄瓦红墙为主代表色，图为北京故宫宫墙（摄影：张林）
中国红的概念深入人心。尤当新春佳节之际，家家户户置办新衣鲜花、食品包装、摆件春联等年节用品时，总免不了选择红色。取新年万事大吉、红红火火的好兆头，是中国自古有之的文化传统。
在中国古代，色彩有其独特的理论体系，五行学说与中华五色的属性对应影响着社会环境，从统治阶级到平民百姓，从建筑设计到服饰器皿，无一不受其规制。而且，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流行色”，并非一成不变。我们今天所认定的中国代表色——红色，为古代统治阶级所喜爱的时期自明朝始，于清朝盛。南京的明故宫残殿、明孝陵、沈阳故宫与北京故宫的建筑群便以黄瓦红墙为主代表色，其时民间家逢嫁娶、生子等喜事也多用红色，以示喜庆，渐成习俗。直至清宫，在朝见天子、贺寿诞辰、新春佳节等重要时刻，女子多佩戴红色首饰，屋内也偏爱陈设红色器物，方显吉祥福气。千年来，颇受古今人士所喜的红色器物包括瓷器、漆器、珊瑚制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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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红色缎平金锁绣福禄寿字荷包，故宫博物院藏
各色红瓷：对至纯至正红釉的探索
瓷器自陶器发展而来，原始瓷器出现的时间甚早，但烧制粗糙。待唐朝国力兴盛，方有浙江越窑与河北邢窑两大制瓷系统，素有“南青北白”之称。唐朝之后，瓷器的制造逐渐为统治者所看重，官窑与民窑相继出现。制瓷工艺的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朝代的生产力水平，瓷器上绘制的图案文字也反映出当时的艺术创作风格，可谓是文化与技术相结合的体现。因此，瓷器色彩风格的创造虽囿于技术手段，但也不免深受官方偏好的影响。
宋代五大名窑的盛名大约源于明代吕震撰写的《宣德鼎彝谱》，该书系朱元璋召翰林院学士拟定礼制，确定新朝祭器样式之用，开卷即提到：“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中，柴窑属于五代十国时期，暂且不提；汝窑、官窑、哥窑、定窑多产青瓷与白瓷，与其时的人文艺术风格十分相符，多以素雅清淡为主。只是，位于河南禹州市的钧窑虽也产青瓷，却有一例以“钧红”色彩，开创了新的境界。其液态釉质在高温焙烧时会向下流淌，但并不脱色。因釉料配置不够精细，混杂了其他的金属氧化物，造就了钧红红中泛紫的色调，对于不追求纯正单色的人来说，反倒别有一番生动韵味。钧红不似正红色威正张扬，又不似绯红色娇嫩柔婉，其釉料质地的敦厚冲缓了玫瑰花色彩的明艳，让瓷器整体于含蓄中透露着跳脱，于温柔中暗藏着热烈，予人庄严与愉悦并存之感。时至清代雍正帝，还曾仿制钧窑的变釉制瓷，以求釉料自然流淌之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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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藏钧窑瓷器
钧窑是对烧制红色瓷器的小步尝试，景德镇窑在元代则迈出了一大步的探索。元代制瓷以景德镇为盛，基本以青白两色为窑口的生产迭代方向，却也不乏对红釉的小规模尝试——或许源于一时的灵感迸发，或许源于历代工匠的数次失败，红釉瓷的漫漫创造之路，便由此开启。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代红釉暗刻云龙纹执壶出自景德镇窑，梨形壶身，直口圆腹，应为景德镇新创的造型。通体施满红釉，腹部暗刻有细颈长嘴的五爪云龙纹，最难得的是釉面匀净而釉色鲜艳。别看这小小一把执壶，已是流传至今的元代红釉器中的珍品。通体红釉的瓷器在元代并不多见，倒是釉里红的技艺成为元代始创的独特创作。早期釉里红的工艺是在胚胎上施一层稀薄青白釉为底釉，再用彩料绘画，最后以一层青白釉作为罩面釉，入窑烧制。由于彩料介于底釉与罩面釉之间，铜红液在高温下又易挥发，故出窑后的瓷器釉面常有一种墨落生宣的晕染效果。出土于苏州吴中区的釉里红白云龙纹盖罐为元代釉里红瓷器中的经典器物，其器腹部位在青白底釉上浅刻盘龙两条，盘于罐身之上，龙纹的外轮廓施以釉里红，采用了拨白的装饰技法，使得白色蛟龙宛若蜿蜒升腾于鲜艳的红云之间。动态的绘图加上色彩的对比，两条龙犹有气势凌云之姿，使得画面引人遐思，展现出景德镇窑工匠匠心独运的创作趣味。到了后期，釉里红的工艺在部分窑口改为将彩料直接绘制于胎上，施以青白罩面釉，此乃“釉下红”，与釉里红有所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