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香还|七十多年前，我读同济中文系 | 同济中文系( 三 ) 唤马剪纸|北京冬奥会|四川|冬

许杰先生是位很随和的人。他任教新文艺习作，自是扬其所长。那一年暑假，又是一个炎炎的大伏天，正在苏州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兼课的他，跑到我位于潘儒巷的家，坐了一会。然后还有两个同学一起，三人陪着他，从苏州临顿路自北朝南，一路走来，到达沧浪亭。在这座最古老的园林里，师徒四人，徜徉在水池边的一山一石之间。来一点“思古之幽情”，却赢得了片刻的心灵愉悦，这是一件不易忘记的事。
上张云谷教授的莎士比亚课，不知为什么，我会想到果戈理笔下的乞乞科夫。他有点大腹便便。在初中时代只读了林汉达编的那本《模范初中英语课本》的我，听他讲“莎士比亚”，吃力可知。对于莎士比亚，我仅仅看过梁实秋翻译的《威尼斯商人》。后来我知道，张云谷先生除了研究莎士比亚，还多才多艺，既擅长清代高其佩那样的指头画，又是我国早期油画开创者之一。
在这期间，说来好笑，我这个不懂德文的人，还跑进外文系教室，听了陈铨教授的课。只是想见一见这位创作了剧本《野玫瑰》，名噪一时，又是国内唯一的日耳曼史专家的人。他矮矮的身材，圆圆的脸上一副圆形黑框的眼镜，一副潇洒自信的样子，确有一种独特的风采。至于同学传说他爱模仿希特勒，则戏说而已。但，晚年他可悲的命运，却是谁也想不到的。

文章插图
至今仍叫人难忘的还有同济同学的团结友爱、吃苦耐劳的精神。大半同学，身无分文，每日三餐吃着由联合国救济总署举办的“救济食堂”供应的黑面包、美军剩余罐头食品，寒冷的冬天，穿上由他们供应的并不配身的黑布中式棉袄裤。作为同济大学大本营的工学院，那么多同学就挤住在由日本人留下的那座学校健身房内，用旧布把它间隔成一个个不易通风，仅能放置一张张床的小小空间。他们就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个寒冷的冬天，又度过了一个个酷热的夏天。
这个时候，国民党政府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学校“学生自治会”组织的一次次上街示威游行，成了认识现实、认识生活的另一课堂。现实真有它潜移默化的巨大力量，也确实教育了每个人。越来越多同学走上街头。
1947年2月9日，南京路劝工大楼发生国民党特务打死国货公司职工梁仁达的惨案，消息也立刻传进学校。校外由丁景唐等发起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在1947年2月18日为此发了“抗议宣言”。其中有：
……死者和伤者的血燃亮了路，我们要冲破黑暗前进，我们的要求是和广大人士一致的，我们也一定和爱国人士在一起，为死者申冤，为伤者泄恨，用先烈的血迹，去迎接黎明的来临！……
在这份抗议书上签名的，有薛汕、袁鹰、包蔷、戎戈、沙鸥、项伊、廖晓帆等五十多人，刊登在上海《文汇报》等一批进步的报纸上。

文章插图
梁仁达死难的现实，教育了大家，也深深教育了我。这份抗议书，同济同学项伊、廖晓帆签了名。我也签下了名。
在母校短短的时间里，好多事在记忆里已淡然无存。但，有些事，虽属琐碎，也极寻常，仍会记得起来，那就是访郭沫若的事。
在复旦大学任教的王造时的一部书稿，要请郭沫若写序。一天，哲学系一同学和我一起，去了附近狄思威路那座坐北朝南、面对国民党警察局的“郭寓”。小小的西式房子，一进门，就见一群孩子正在哭闹不休，于立群在一旁忙得不可开交。只能放下书稿，转身告退。出门不远，在人行道上，只见郭沫若一袭青布大褂，脚踏布鞋，一步步远远走来。我们仅踟蹰了一会，他一步步过去了……
“失之交臂”这句话，也许就是这样。
还有同济的“一·二九”事件，也是不会忘记的。“一·二九”前夜，大家集中在工学院会场兼食堂的屋子里，举行文艺晚会。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音乐学院的司徒汉指挥大家，一遍遍高唱着“山上的荒地什么人来开？”“山那边呀！好地方”等红色歌曲。还有臧克家等一个个文艺界人士热情洋溢的诗朗诵……场面激昂而壮烈。当晚，好多其他学院的同学就蜷缩在工学院教室的地板上，度过了极不寻常的寒冷的夜晚。
第二天早上，浩浩荡荡的学生请愿队伍一出发，就和当时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和他带领的武装马队、“飞行堡垒”对峙在其美路上……
同济“一·二九”后，校园空气十分低沉。我这个血气方刚、对国民党现实又心怀不满的人，自然绝不会由此而趋向沉默，一个人办起了一份取名“大家”的壁报，集纳一些地下的言论、消息，在深夜张贴在文、法两学院共用的食堂墙壁上。同时，也参加《同济人》报，做一点工作。一天，我被通知撤离学校去解放区。这是1948年一个秋天的晚上，临行，外文系的一个同学，脱下了他身上的还留有他体温的薄棉长袍，要我穿上。于是，由同济医学院一个被开除的正充当“地下交通员”的同学带领，通过层层封锁线，到达皖东一开辟地区。在这里，昼伏夜出，随游击部队一起攻打敌人碉堡……不久之后，部队又奉二野刘邓大军命令，集中大别山。于是一个崭新的生活从此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