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翻译莫泊桑，李青崖堪称第一人 | 严复( 二 ) 碰瓷|文物|私人博物馆|赔偿责

翻译以句子为单位，前人曾经说过，例如杨绛先生，但是怎样断句，怎样组合，却鲜有人给予明确的解说。义足为句，中外皆然，唯长短有别，顺序不同。翻译要以句子为单位，不能对意义有所增添，有所减少，有所遗漏，有所夸大或缩小。原文说什么，译文就说什么，原文怎么说，译文就怎么说，这样就能亦步亦趋，同进同退，译文紧贴着原文顺序而出。句子译好了，段落和篇章自然就好了。否则句子有所偏离，段落和篇章只能偏离越来越大，最后面目全非，正所谓差之毫厘，积寸累尺，就会谬之千里，可不慎乎！
我不主张意译，就是它容易为误译或胡译打开方便之门。李青崖先生的翻译基本上是译句，是杨绛所说的“一句挨一句翻”，所以整篇就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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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1854—1921）
直译是翻译的传统，人类翻译活动的开始就是直译，然后才有其他，中外没有区别。严复继往开来，戛戛独造，提出了较为完整的翻译标准，可视为直译的客观而有顺序的表达，其辞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此在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易》曰：‘修辞立诚。’子曰：‘辞达而已。’又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这是直译之标准表述，其后关于译事之种种表达只能据此深化和发展，给与某种新的解释，故译事三难实为翻译之定海神针。求其信，已大难矣，遑论信、达、雅三位一体乎！
作为一名业余的翻译工作者，我信奉钱锺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中说的话：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化为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保全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
我还相信钱锺书先生在同一篇文章中说的话：
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与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距离，安稳地到达另一种文字里，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簸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失或受些损伤。因此，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和不尽贴合原文。
这句话说得在情在理，让人听了之后感到很温暖。钱锺书先生本人很少从事翻译工作，但他的话既有崇高的理想追求，又有脚踏实地的现实考虑。我认为，钱锺书先生道出了文学翻译的真谛，这是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的新阐释：信是基石，达是建筑，雅是灵魂。
关于信，严复说：“求其信，已大难矣！”钱锺书说：“从一国文字转换为另一国文字”“是很艰辛的历程”。
关于达，严复说：“信而不达，虽译犹不译也。”钱锺书说：“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显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
关于雅，严复说：“信达而外，求其尔雅。”钱锺书说：“保全原有的风味。”
钱锺书先生可谓严复的知音，而且在理解严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例如他说：“雅非为饰达”，“非润色加藻”。他以“风味”解“雅”，实为一大创造。翻译界有人认为“雅”不必要，弃之可也，或认为“雅”就是美化，视翻译为美化的艺术。钱锺书先生以一个“非”字揭出了“雅”字在翻译中的真实含义，又用“风味”二字锁定了“雅”字在译文中的崇高地位。就我的理解，所谓“风味”，就是风格，就是文学性，传达原作的风格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由此看来，“雅”在文学翻译中断不可少。对一个旧的概念给与新的解释，令其获得新的生命，才是推陈出新的有效途径，所以并非所有新颖的说法都显示了认识的深入和观念的进步。李青崖先生的翻译恪守传统的观念，不单单以“雅”为旗帜，却在“信、达”之中有“雅”寓焉。
有人以为，无论何时何地，用上最响、最亮、最美、最华丽的词，就是最好的翻译，就是文学翻译，这样的翻译就成了翻译文学，否则就是文字翻译。有的译者深恐自己的中文不行，就请中文的文章高手润色他（她）的译文，其结果多半不妙：译文可能有了“文采”，却离原文远了。这样的译文不是好的译文。其实，文学语言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用词、组句、组织安排的“适当”。该俗的俗，该雅的雅，唯“适当”是求。严复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其“雅”的解释就是“适当”，换一个说法，就是文学性，就是风格。雕缋满眼，铿锵悦耳，并不等于文采斐然。适度的华丽，可以是文采；适度的朴素，也可以是文采；文采的有无，全靠语言之运用，而运用之妙，在于运用词语之适当，就是说，有文学性，有风格，就有文采，没有文学性，没有风格，就没有文采。确立了文学性，确立了风格，“雅”就在其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