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宏安|翻译莫泊桑，李青崖堪称第一人 | 严复碰瓷|文物|私人博物馆|赔偿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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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家李青崖
（照片选自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编的“馆员名录”；本文中关于李青崖先生的求学经历参阅了该馆编辑出版的有关史料。）
李青崖先生，188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1969年逝世于上海。他于1907年肄业于复旦公学，1912年在比利时列日大学毕业，后转法国学习和研究法国文学，然后回国。一个人毕生从事一个国家的文学翻译，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一个人毕生只对一个作家付出大部分心力，例如莫泊桑，更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四十余年的劳作，二十几位法国作家，四十多部作品，呕心沥血，精心结撰，只为了上不负原作者，下不负读者。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人们谈论李先生的译本少了，李青崖这个名字竟然也星星点点地消失不见了。总之，莫泊桑的作品还有人读，但是李青崖先生的译本却被束之高阁，少有人读了，也就是说，不流行了。
已故施康强先生大学时代是我的学长，读研究生时是我的同窗，他在1992年写过一篇文章《译本的“行”与“不行”》，距今快三十年了，当时李先生的译本已经“不行”，如今就更“不行”了。“译本的‘行’与‘不行’，不尽取决于原著的价值和译文的质量。”此言深获我心，“不尽”二字一方面暗示了译文“行”与“不行”的背景，另一方面它又指明了译文的“行”与“不行”的原因。文章讨论的主要是李青崖先生的译文，是译文的文体之“行”与“不行”。李先生的译文所以“不行”，原因非止一端，然究其大者，不外文体而已。不过，“新译本能否取代旧译本，能‘行’多少年，有待时间的检验”。新译本在文体上优于旧译本，也是相对而言。其原因，我没有施康强先生说得好，权且引用一段吧：
汉语还在发展。说不定二十一世纪的书面汉语对于当代书面汉语，就和二十世纪的法语对于十九世纪末莫泊桑时代的法语，也会嫌其烂熟，改走生峭一路（宋诗对于唐诗的反动，便是一例）。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焉知我们的孙辈不会觉得赵、郝、王三家合译的莫泊桑使用的是过气的“中期”白话，从而要求一种更能符合他们的阅读习惯的译本。
施康强先生很客气，将“焉知”的事情打发到“我们的孙辈”，我却在当前的变化中看到了“改走”的迹象，幸也不幸乎？在将来的发展中，我似乎看到了李青崖先生的译本可能起到的作用。总之，李青崖先生的翻译是恪守本分的翻译，它之“不行”主要是时代和历史造成的，我希望不同的时代或者时代的变化能给它意想不到的命运，焉知再过多少年，李青崖先生一类的译品不会再度流行呢？
从根本上说，李青崖先生是个直译派。译界谈论翻译的大致有两种人，一种是翻译理论家，他们参与翻译实践的不多；一种是翻译工作者，他们一般不长篇大论地谈翻译理论。前者虽然没有实践，却每每谈论翻译的可能性；后者虽然没有系统的理论，却有鲜活的经验和体会。如同文学理论的功能不在指导创作或写作，而在指导文学研究、教学甚至阅读一样，翻译理论的功能也不在指导翻译实践，而在议论翻译活动，甚至与其他翻译理论进行争辩，等等。翻译理论对于翻译实践也许有长期的、隐秘的正反两面的作用，这大概是好的理论家往往不是好的翻译家的原因之一吧，反者亦如是。
故翻译家应该关心翻译理论的演进，但是不可幻想有了理论的修养就能改善自己的工作。如果一个译者在动笔之前脑袋里就装了“神似”或者“化境”之类的东西，多半不会有好的结果。这样看来，直译就是翻译这项活动的最基本的功夫，也就是说，是基础，无论意译，或美化，或神似，或化境，等等，都得从直译出发，直译好了，其他才可能好。李青崖先生的翻译大体上就是这样的直译。
人们往往有个误解，以为直译就是字（词）对字（词）的翻译，如法文说的“traduire mot à mot”, 其实不是。英、法文这么相近的文字要做到字对字的翻译都不太可能，何况法文、汉语这样相距遥远的。所以，字对字的翻译不可能是直译的解释，而句对句的翻译是否可能呢？译词（字）？译句？译段？还是译篇？各路译者，见解不同，争论频起，而这并不是翻译理论家关心的事。译词（字），有人称做“逐字译”，我以为早就销声匿迹了，不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郑重地谈起，不过现在的确是越来越少主张译词（字）了。易起争论的是译句、译段还是译篇，段和篇是部分和整体的区别，从翻译的角度看，区别不大，可以视为一体。那么，需要明确的就是，翻译应该以句为单位还是以段、篇为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