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仇鹿鸣：七世纪前的魏晋，为何合久必分是一个主流共识？( 三 ) 艺术作品|艺术|金融|实体经济

司马师逐渐开始建立起拥戴司马代魏的政治集团；诛杀夏侯玄、李丰等朝廷内部的反对者；平定淮南毌丘俭之叛，司马师奠定了晋代魏的基本格局。
伐蜀再获政权合法性
在魏晋基本格局形成之后，司马昭提出了伐蜀动议，以使接受魏晋政权转移变得合法、合理。仇鹿鸣认为，司马昭和实际执行者钟会也许没有统一的打算。因为在伐蜀前一年，蜀国姜维还讨伐过一次曹魏，并不像一般历史认为，诸葛亮死后的蜀国已经日益紊乱给曹魏带来了可乘之机。而曹魏最有经验的将军邓艾也曾坚决反对伐蜀，认为伐蜀的时机并未出现。司马昭可能只是想借伐蜀之机作为推动魏晋禅让，获得政权合法性的基础。
但战争的局势瞬息万变。根据钟会的谋划，魏军最初的战略意图是发动一个钳形攻势：钟会统帅伐蜀部队的主力十余万，从骆谷、斜谷的大路进取汉中；邓艾、诸葛绪等各统诸军三万余人从陇西进攻，进行战略牵制，邓艾进取甘松、沓中阻挠姜维的行动，诸葛绪进占武街、桥头切断姜维的归路，希望通过邓艾、诸葛绪的前后夹击，阻止姜维退往汉中，使得钟会率领魏军主力能够迅速占领汉中，打开进攻成都的通道，但是由于诸葛绪在行动上的犹豫，差了一日的行程而未能阻截到姜维，姜维得以成功地从桥头突破，引军退往剑阁，依仗天险，与钟会率领的魏军主力相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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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门关，见证了魏军奇袭击败蜀军，灭亡蜀国的历史时刻
此时，邓艾做了大胆的选择，他率部穿过阴平小道，绕道剑门关后，出现在成都平原上，击败了蜀军。夺得首功，奇袭一举灭亡了蜀国。
累世仕宦群体的形成
伐蜀的成功却导致二士争功的局面，矛盾激化，最终邓艾被钟会诬陷谋反被诛杀。但钟会和邓艾之间的矛盾不是偶然。另一个例子发生在伐吴之役王濬和王浑之间。从益州顺流而下的王濬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在秣陵停军不进，接受王浑的节度，而是直取建业，逼迫孙皓投降，夺取了伐吴之役的首功。同样，这件事情引发了王浑与王濬之间的激烈冲突。王浑起先诬罪王濬后又指责其私占吴国宝物。
仇鹿鸣认为，这样的事情无独有偶，其本质是魏晋内政结构性矛盾导致的必然。钟会和王浑是司马政权的核心。钟会是太傅钟繇幼子。王浑则出自太原王氏，其父王昶为魏司空，其家族与司马氏关系密切。而邓艾出身襄城典农属下的部民，地位低微。王濬虽比邓艾身份较高但他的家族在曹魏时代并无仕宦记录，因此与司马氏家族缺少渊源，在司马氏集团中处于边缘地位。彰显出仕宦与功臣之间的矛盾。
仇鹿鸣解释，与一般王朝改朝换代的过程有所不同，曹魏的政治网络基本上完整地被司马氏继承下来，转化为西晋官僚阶层的主干，这主要是由内部与外部两个因素所共同决定的。一方面在三国分立、强邻窥伺的外部环境下，司马氏家族并不具备进行大规模政治清洗，重建权力结构的条件。而另一方面，司马氏家族本身便是曹魏政治权势网络中的重要一员，与曹魏贵戚子弟有着世代通婚、交往的密切关系，因此采用将魏臣转化为晋臣的建国方式，对于司马氏而言无疑是代价最小、最有利于保持政权平稳的过渡方式。
由于禅让这一王朝易代方式的特殊性，官僚阶层在这两次王朝革命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在保持政权稳定的同时也造成了“世官”现象的普遍存在。晋初功臣中三世显宦者比比皆是，其主要成员大都是曹魏功臣的第二、三代子弟，而作为受成之主的晋武帝，由于其本人缺乏足够的政治基础，不得不仰赖父祖遗业，采取优容功臣的方式笼络其心。在这些偶然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从汉末到晋初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延续的政治受益群体，累世仕宦成了西晋政治中的普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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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系列五讲，从各角度展示魏晋的细节
本次讲座作为上图魏晋系列讲座的收官，勾勒出了魏晋的大致形象。以仇鹿鸣的话而言，西晋作为一个短命的统一王朝，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并不是一个受人瞩目的对象。虽然我们还能找到秦、隋这两个与其同样短命的王朝，但所不同的是，代秦、隋而兴起的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强盛的两个朝代，而西晋身后却延续了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一个分裂动乱时期，如果说秦、隋可以被视为是一个新时代的渊薮，那么西晋则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背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晋历史具有其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