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仇鹿鸣：七世纪前的魏晋，为何合久必分是一个主流共识？( 二 ) 艺术作品|艺术|金融|实体经济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蜀国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刘备自称汉室宗亲，同时曹丕称帝给蜀国提供了“宣称汉献帝被迫且被毒死”的“事实”，使其建国具有合理性。而对孙吴而言，其政权一直缺少政权合法性。通过向曹魏称臣，获得吴王称号，成为登上帝位的中间一环。而孙吴政权不断变更年号，以祥瑞昭示天命，正是其政权合法性缺失、缺乏自信的标志。
高平陵之战，改变魏晋历史的偶然
在传统魏晋历史研究中，陈寅恪认为，东汉儒家士大夫出身的司马氏，代替出身寒微被认为是宦官后人实行严刑峻法的法家曹氏，在某种意义上是顺理成章。然而，在仇鹿鸣看来，跳跃时间线轻易链接事情两端，会带有很强的推测性。他认为高平陵之战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它的一举成功是司马氏非常侥幸的冒险。
从曹操统一北方开始，曹魏政权已持续半个多世纪，其间没有失去人心的举措。发动高平陵之战时，曹爽掌握朝政已有十年之久，此时司马懿已是老迈之人，被清除出权力中枢至少也有三、五年之久。司马懿手上没有军权，也实际上控制不了太多的军事力量。他和儿子培养的死士也没有甲胄兵器，这源于秦汉时期的基本法律，私藏甲胄是灭族的大罪。因此在曹爽挟持小皇帝谒陵，离开洛阳而突然发动了政变。为了夺取武器，司马懿率部放弃曹爽府邸这样显而易见的目标，而把有限力量集中于武库以及司马门等要冲之地，确实是铤而走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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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魏洛阳城考古遗址
仇鹿鸣认为，高平陵之战是偶然的胜利同样可以从《晋书》中得到证实。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司马懿在遗诏中明确其子孙不可轻易离开权力中心，不可将傀儡小皇帝落于他人之手。换言之，司马懿明确的意识到高平陵之战的偶然性，他抓住了曹魏第一次也是唯一的谒陵机会，从而改变了魏晋历史的走向。
政治平衡，司马代魏的权力游戏
司马懿在高平陵之战中的成功固然有其偶然性，但背后仍然有曹魏老臣对其的支持，是功臣与宗室之政治平衡被打破的后果。
仇鹿鸣在分析魏文帝和魏明帝托孤大臣构成后指出，两份名单实际上是曹魏政治结构平衡的表现。曹魏政治系统由宗室和功臣构成，宗室是武力、军权的主流，主要掌握在曹氏、夏侯氏之手。而文臣主要是东汉名士后裔。在曹爽专权的过程中，功臣作为原有的权力中心、既得利益者被排除出去。因此这些人都成为了司马氏在高平陵之战中的支持者。但高平陵之变后，这些支持者反而走向了司马氏的对立面，他们并不支持司马氏代魏，司马氏实际上缺乏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依据。
曹魏和汉相比，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稳固的长期政权，但司马氏取代曹魏完成权力移转花费了16年的时间，经过了3代4人的政治努力。仇鹿鸣分析，其中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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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如上文所言，支持推翻曹爽的老臣并不支持魏晋易代。因为在司马氏夺得政权后，他们也没有获得利益，相反他们并不赞成司马氏清除曹爽党羽，迅速地走向了对立面。傀儡皇帝曹髦率人讨伐司马昭而喋血街头，致使假禅让的戏也演不下去，使“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因此，司马氏需要培养起支持易代的政治班底。
三国对峙，缺乏重新洗牌的空间
司马氏代魏面临的第二大挑战来源于外交因素的掣肘。在三国鼎立的局面下，外交对内政影响甚重。仇鹿鸣指出虽然曹魏政权内部具有不安定因素，三国对峙状态导致司马氏缺乏重新洗牌的空间。曹魏政权内部出现动乱的当年或第二年，吴和蜀必然会骚扰曹魏边境。
而外交压力与得不到老臣支持可能导致双重的压力下，淮南三叛是最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淮南是魏与吴的军事前线，此地分置征南和征东将军防御吴国。该地作为军事要地需要派遣既熟悉淮南地形又富有经验的将领前往，但是这些将领未必服从司马氏或者说不赞成司马代曹。出现了淮南之地叛乱刚平，但刚被派去的将领过了几年又反叛司马氏的情况。
【 中国历史|仇鹿鸣：七世纪前的魏晋，为何合久必分是一个主流共识？】大概到了公元258年司马氏平定第三次淮南叛乱，才真正意义上扫除了政权内部最后一个对手。第三次淮南之叛与前两次不同，前两次王凌和毌丘俭的起兵以与司马氏争夺曹魏政权为目标。第三次起兵的诸葛诞，仇鹿鸣认为，是被逼反的。他“敛淮南及淮北郡县屯田口十余万官兵，扬州新附胜兵者四五万人，聚谷足一年食，闭城自守”，并“遣长史吴纲将小子靓至吴请救”。在军事上呈现出防御性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