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立宪|谈论美就是谈论我们的生活( 二 ) 北京冬奥|家家户户|新春|福字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面对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因为我是长期研究西方的，所以美这个概念，我必须去面对。“美”的概念在中国这边不是很清楚，但是西方从艺术史角度、哲学史角度，在不同的阶段，确实是有明确的概念的。比如从柏拉图开始，美和理念的关系，到了中世纪一旦采取上帝的眼光，很自然就有著名的“真善美”，你必须连在一起，从上帝的眼光来看美的东西必须是真的，必须是善的。到了浪漫主义雨果的时候，雨果最有名的《克伦威尔》序言中提到，为什么会有《巴黎圣母院》这样的作品？《巴黎圣母院》有一个极美的人爱斯米兰达，一个极丑的人钟楼怪人。雨果提出作家是表达者，我们可以面对现实，如果现实中有丑，我必须去表现它。
哲学上对美定义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康德，康德对于美的定义一下把美拉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而不是个人的概念上。康德关于美有两个重大贡献，首先美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有这个情况下我们才能够互相之间进行探讨，否则我们完全站在自己个人角度无法探讨。第二，康德提出“崇高”的概念，或者“宏伟”。从康德开始，大自然的美可以跟艺术的美去比较，甚至高于。再到十九世纪波德莱尔那里，那就是人工天堂，再次强调我可以为艺术而艺术。等到二十世纪，“美”这个概念遭到巨大的破坏，无论是各种当代艺术的做法，比如说，杜尚的小便池，那是明显的对所谓传统古典美的冲击和颠覆。所以西方“美”的概念的变化是有迹可循的。
法国画家迪比费说美是不可捕捉的，你一旦说出这个词，“美”就消失了。但同时，即便到了今天，我们心目中还是有一种觉得“这个东西是美的”“这个东西是丑的”的判断标准，这是人的天性。所以很有意思，你无论有怎样的理念也好，历史变革也好，好像人的身上还是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愿意去辨别美丑。
所以至少做《唯美》这本杂志，这个大胆的举动，还是可以刺激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些问题。因为，很多问题我们觉得已经不是问题，但其实它依然是个问题。
现今社会个体高度自我认可，存在大众对艺术概念的颠覆
张立宪：接下来我们聊聊美和生活，因为生活是与每个人切身相关的。董强老师先来说说您的看法。
董强：这确实是当今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以前艺术和生活是分开的，有一句著名的话——“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以前艺术像殿堂一样，至少年轻学子们在学的时候，我相信徐累、冷冰川年轻的时候都有心目中的大师。这种大师，你是仰望他的，你希望有一天能达到他。到了现在，好像这种仰望感越来越少，这就是当今社会的一大特点——个体高度的自我认可，尤其是互联网时代、微信时代，个体在自己的范围里可以无限地膨胀，包括元宇宙，我觉得跟这些东西都有关系。这个力量大了以后，从某种程度说，原先意义上的艺术必然要解构。
原先那种大师和学徒之间的模式，你看文艺复兴，达·芬奇下面是有一帮学徒的，拉斐尔下面是整个一个画室，法国人安格尔跑到意大利去学……包括徐累、冷冰川都受到过西方很多大师的影响，而且现在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师。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不一定这么想。所以每个人在画自己的，在自拍，觉得自己拍到的雪花比别人的好看，其实你一比较，几乎是一样的。北京一下雪，所有人都在拍下雪，有的人构图真的好一点，但是构图好的那个人就上升到艺术吗？也没有上升到这一步。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种大众对艺术概念的颠覆，这是肯定的。但是这个东西是好、是坏，我们不评判。因为艺术从某种程度来说，它的目的最终也是为了解放人的精神，如果你这个个体直接达到了，那也是好事，也许艺术最终的目标就成功了。
因为我长期生活在巴黎，法国有一个全世界认可的艺术和生活之间的交融。我们现在想象巴黎街头，你可能会用到“浪漫”这个词，但是我们可以改成“美”，觉得很美，小小的一个地方可以折射出对生活的热爱。艺术怎么融入生活，这方面他们一直做得比较好。回到中国，我当时有一个特别深的印象，林语堂在美国的时候写过《生活的艺术》，他讲不要小看中国这个民族。几乎在同一年，一个法国人也写了一本书叫《生活的艺术》。至少在中国和法国，我们有相通之处，艺术能够善于从生活中去吸取东西。
我前阵子做的《唐诗之路》活动，我的合作者是诺贝奖得主，他觉得唐诗里面充满生活的小的东西，在西方可能入不了诗的东西都进去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有士大夫的很高的艺术，同时，无论是杜甫，甚至李白的诗里，还是有很多生活的东西。包括绘画，有精神性的绘画、纯粹的山水画，但是也有很多日常的东西。《清明上河图》里面全是生活的气息。所以两者之间交融在一起也是一种文明的体现，一种高度的文明，它能够做到看上去非常高的、超越于生活的，其实它是跟生活连在一起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艺术如果无法接到生活里去，这个艺术也许不长久。

张立宪|谈论美 就是谈论我们的生活(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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