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蓬莱：与东坡同行（中篇）|青未了

吴忠波：这一点，我也是异常佩服和点赞。黄州是他人生历练和文学成就的丰硕期，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从封建士大夫的角度，从个人仕途和家国情怀履职尽责的方面，登州的“五天”的业绩，应超过黄州的五年。据此说，黄州只是个历练地，登州才是登升台。登州丹崖仙境，可以超黄州赤壁，因为它成就烟台城市定位。一诗二状（海市诗和榷盐、水军状），可以超“一词二赋”，因为它涉及国计民生。
朱湘山：五天的任期里，苏轼的脚步走向了民间，察民情解民忧，掌握第一手资料，履行着一个军政长官的职责。苏轼工作做得很细，问题看得很准，而且抓住了主要矛盾。通过实地调研，即刻给朝廷写了一篇《乞罢登莱榷盐状》。这篇《乞罢登莱榷盐状》和苏轼许多的议政文论一样，针砭时弊，言简意赅，切中要害。
吴忠波：每到任一个地方，了解民情，关注民生，这是有着惯性思维的苏轼的第一天职。如密州任组织为民赈灾、收养弃婴、慈善救济。杭州任开发西湖、开办医院。徐州任抵御百年洪水。扬州停办“万花会”。到登州的第一天，他就“入境问农”，了解情况，从田间老农和海边灶户发现并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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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山：当时的登州为宋朝的边陲之地，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沿海一带的百姓以煮盐为生。按当时的榷盐政策造成了百姓所产之盐只能卖给官家，再由官家卖给百姓，买低卖高，其结果是盐户纷纷破产逃往他乡。苏轼到任后，了解到这种情况，当即写下了《乞罢登莱榷盐状》。向朝廷如实反映民间疾苦和榷盐政策的弊端，提出了整改措施。其中有这样几句话：“欲乞朝廷相度，不用行臣所言，只乞出自圣意，先罢登莱两州榷盐，依旧令灶户卖与百姓，官收盐税……”句句情真意切，真诚感人，无不彰显了一代文豪的拳拳之心。这篇奏状很快得到朝廷的批准，自此，登州百姓解除了榷盐政策中那些不合理的负担，减轻了百姓的压力，民生得以喘息。
吴忠波：宋代盐业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之前他便有盐政管理方面的经历。熙宁七年（1074年）任杭州通判时，当地盐税日增，使当地百姓不堪重负，由原来三十三万两千余贯，增加到熙宁六年四十九万九千余贯。针对这种情况，他请求朝廷“特赦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到登州后，发现并提出罢官府榷盐，就是要使失业逃亡的灶户得以复归，而继续盐业生计。这个政策不仅惠及登州，而且与登州相邻的莱州也享受到了。
朱湘山：罢榷盐政策在登州即蓬莱从宋朝一直延续到了清朝，这一奏议给蓬莱人民生活带来的改变，在随后的9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如同地表史上春风化雨般的雨露，滋润着当地的黎民百姓。
吴忠波：苏公的爱民情怀，取决于其自身的为官准则。没想到刚到登州，心直口快的百姓就给他提要求：“将至登州，父老迎于路，以为政爱民如马默者为望。”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以他的实际行动，铸就了了他的“五日太守”的功绩，也将前太守马默不知甩过多少条街。
朱湘山：对此，当地的百姓对这位体察民情，关心民生疾苦的苏知州除了感激以外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礼遇。蓬莱阁上的苏公祠就是历史的铭记和印证。《增修登州府志·职官》也有这样的记述：“在郡未一月即内召，士民感化，深惜其去之速也，后立祠祀之，并祀名宦祠。”蓬莱阁作为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齐名的古代四大名楼之一，专门修建苏公祠以示永久怀念。
吴忠波：苏轼留给登州的政治遗产，无疑是巨大的。历代登州设立“三贤祠”，功绩卓著的苏轼当然是鹤立其中。后世筑成的苏公祠，专门为苏轼的功德流芳所打造。而作为千年神仙地、海市蓬莱阁，苏轼无疑成了仙境烟台最具代表的人物。它不仅激励历代官员以苏轼为榜样，为地方的民生发展和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履职尽责。对当前的现实意义更是不言而喻。
朱湘山：同时，苏轼作为军州事，在到任登州的五天内，他还深入兵营，视察海防并由此写下了《登州召还议水军状》，对加强海防建设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在《议水军状》中，苏东坡首先分析了登州在防御东北少数民族战略位置的重要性，接着报告了百余年间登州屯兵戍守的具体情况，指出当时登州武备松弛，屯兵多有外调的严重问题，向朝廷表示了他深恐“兵势分弱，以启戎心”的忧心。奏请之下，朝廷同意了他的意见，从此，登州海防、边防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也正是在苏轼的努力下，宋代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明代更是大兴土木，将其扩建为备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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