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蓬莱：与东坡同行（下篇）|青未了

吴忠波：苏轼是诗文大家、才艺高手，他写他看见的“海市”，我更相信他看到东方云海、重楼翠阜等等“海市兄弟”。其实，我早相信他见过心中意念的海市了，而不管真海市假海市，我们永远传承海市诗，这就是苏轼最大的贡献。
朱湘山：可以想象的是，离别之前的苏东坡站在蓬莱高阁眺望东方云海，只见仙山琼阁，变幻无穷，祥光缭绕，霞光普照。一切如有神助，一切如在梦中，面对这神奇的一切，苏轼有理由相信：从这个并不寒冷的秋天开始，他的未来必将一片光明，或者，他还想到自己任职密州怀念亲人时写的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吴忠波：人是一对矛盾体。苏轼知道朝廷和际遇的事，自己根本左右不了，只能听天由命。而他能做的就是多做善事功德、求佛保佑，这个来的实惠又可操作。他在居登和返朝时，先后到过登州延洪院和长清真相院。通过施舍过儿鉴和弟辙舍利，为子为已也为父母弟弟，求得身家安宁、长久康健。同样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词中所说：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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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湘山：此后几年，在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氏的欣赏和关照下，苏氏兄弟的仕途的确顺风顺水，一路升迁：苏东坡升至翰林学士、侍读学士、龙图阁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苏辙升至相当于副相的门下侍郎。苏东坡兄弟的毕生功名，至此达到人生巅峰。
吴忠波：其实，苏轼还算自知自明，自登州回朝的连升数级，始终伴随着的是不停的辞官。主要原因是，在乌台诗案中受尽折磨的苏轼，知道自己是因言获罪，对风险极高的京城做官是排斥的。弟弟苏辙和靠己朋友也反复叮咛缄口慎言。因此他减少与外人来往，甚至称病谢客，同时为了防止自己的诗文得罪人或者为自己招罪，也尽量不写或少写。
朱湘山：然而，好运并不长久，如同转瞬即逝的海市蜃楼一样，命运就向他浇下一瓢冰水。尽管苏轼也确实需要一点冰水的感觉，来沉寂身在高位的百感交集，只是这冰水，太过寒凉刺骨，并且饱含着一系列的难堪、屈辱和失意。此后，命运之神再没有眷顾他的萧瑟人生，那首著名的《卜算子》词恰到好处地反应出东坡当时的心境：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吴忠波：这样的结果，也许是苏轼早已想到的。但更多的是，他身处朝廷，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体性中的正义、骨子里的刚毅，改变不了他的为人作派和价值取向。一如他所料，在他回京城赴任后不久，就有人弹劾他，所用罪名依旧是诽谤宋神宗，宋哲宗采用各打五十大板的手法平息事端。苏轼与宋哲宗的关系并不融洽。宋哲宗继位之初，苏轼中枢任职担任只有10岁的哲宗侍读。但这次苏轼回来，宋哲宗已经十八岁，并有了自己的政治倾向。说白了此时的宋哲宗已经不喜欢苏轼。
朱湘山：九个月后，高氏驾崩，哲宗亲政。和祖母完全不同，哲宗是新政的积极支持者。这时候，作为旧党重要人物的苏氏兄弟显得如此不合时宜。尽管苏东坡曾经是皇帝的老师，然而，就在哲宗亲政当月，苏东坡被罢去礼部尚书，派往偏远的定州任河北西路安抚使兼定州知州。半年后，更大的打击随着一纸诏令传到定州：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吴忠波：登州回朝的苏轼，充其量是个政治牺牲品。太后祖母高氏是旧党拥??人，新君皇帝哲宗是新党支持者。道不同不相为谋，志不同不相为友。这就决定了苏氏兄弟的命运，已被新的政治大势所抛弃。而苏轼作为哲宗的老师，还不如他们之间不相熟。“伴君如伴虎”的宿命，作为苏轼与哲宗的关系的解读，该是十分的恰如其分。苏轼从居高至伟的仕途，却落得个一落再落的悲剧答案，皆在于此。
朱湘山：与贬谪黄州相比，虽是偏僻，毕竟还在内陆；惠州却远在瘴气弥漫的岭南；并且，贬谪黄州时，苏东坡45岁，年富力强；贬谪惠州时，年近六旬的苏东坡，已是风烛残年之身。
实际上，贬谪惠州还只是苏东坡晚岁流贬生涯的开端。此后，道阻且长，风物恶劣，蛮荒之地的海风冷雨已经遥遥在望。
吴忠波：或许苏轼会想起，如果说贬谪惠州是他不幸迭落的开始，那么黄州这个曾经的历练地，应该是他东山再起的启始。黄州五年，经汝州任命、常州居住到登州履新，50岁的苏轼在“三起三落”第二起中，才得以雄风再显和扬眉吐气。而登州作为仕途跳扳，又是苏轼青云直上的起端。

在蓬莱：与东坡同行（下篇）|青未了 | 吴忠波(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