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们在用一种对照的方法,慢慢形成关联。它不像传统的话剧慢慢引导你一步一步抵达意义所在。我希望我的作品无意义,给观众更大的想象空间。看似两个人的故事,其实不是,它是全世界的故事。
上观新闻:这部戏接近4个小时,担心过观众不能坚持吗?
叶锦添:我希望把那个年代的氛围、人跟人之间的节奏感做出来。当时没有现在那么急速,所以他们就多了很多对对方的想象空间。当时晚上走路回家,换到现在会叫个车什么的,在车上还一直看手机,根本不可能两个人静静地走上一段路。
我觉得这部戏还是跟现在的观众有一点距离,所以它慢是为了氛围的营造。我把小说里好多旁枝末节都尽量简化,到最后给他们两个人充分的空气,把白流苏的痛苦和迷惘表达得更加充分,而且要达到一种内化的层次。
所以这个东西你不能急,不能非常快地讲清楚。要是没有感情的累积、时空的累积,观众就很难理解当时白流苏等待这个机会的孤独感和寂寞感。有些东西真的要用心去看。
我跟李安比较接近,都是很“土”的人
上观新闻:你一开始是学画画和摄影的,怎么闯入电影圈的?
叶锦添:以前是跟着我哥拍照,他有一个助理做了电影美术指导,他知道我会画画,就找我去帮他做一些道具,我跟张国荣就是那个时候认识的。
当时有一个绘画公开比赛,三个金奖我拿了两个。后来徐克导演看到我的一幅画跑来找我。我画的是一个女孩子的脸,很写实,不是那种每个毛孔都出来的写实,但好像一个真人面对着你。
后来我就跟着徐克研究了非常多的计划,但没有一个计划实现。他跟我说,你先去找吴宇森吧,介绍我去了《英雄本色》剧组,就这样入了行。
上观新闻:李安导演找你做《卧虎藏龙》的时候,据说是去救急的。
叶锦添:李安导演找过很多人,最后才找到我,当时他已经研究了9个月,后面给我的时间只剩下两个月。那时候很多人向他推荐我,有一天我接到他的电话,问我会不会做舞台、会不会做美术、会不会做服装。我说会啊,但我已经7年没有做过舞台了,专门研究服装。后来去北京的时候,本来让我做场景,后来慢慢地越做越多。
这种开发性的作品是很辛苦的,那个时候电影美术根本没成系统,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人才。一个跟我合作好多年的老先生,一位非常好的美术师,当时和我一起做。
上观新闻:《卧虎藏龙》的美学风格为什么能打动世界?
叶锦添:做《卧虎藏龙》的时候,北宋的山水画是我的美学依据之一。但我把所有颜色都去掉,只留下实质的东西。戏里所有场景的空间都很大,产生一种气魄很大、很空灵的感觉。
我们找了一个很老套的方法,当时香港电影圈都不看好。李安好像在谈情说爱,用黄梅调一样的老式的叙事方法,里面牵涉到家庭伦理、人情世故,不像香港当时非常当代感、很有冲击力的那种东西。我觉得我跟李安比较接近,都是很“土”的人。
但我相信,真正好的东西是可以被世界接受的。平台很重要,要看那个平台有没有把你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这个是关键。
上观新闻:后来李少红导演找你做《大明宫词》,也是救急。你怎么能做到在极短的时间里完成一个艰难的任务?
叶锦添:《大明宫词》的故事虽然发生在唐朝,但李少红导演期望注入现代的美感。那时候非常紧迫,我们面对着数百件衣服,要在6天之内改完,也算是一项纪录。我经常接好多案子,碰到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储备了,不管是西方题材,还是东方题材,一上来我脑海里就有整个系统。做《大明宫词》的时候,我把舞台的感觉带到了电视上,服饰里用了非常多传统的手工艺,有很多的细节。
上观新闻:后来跟李少红导演做新版《红楼梦》,造型当时引发了挺多争议。在这种争议中你有怀疑过自己吗?
叶锦添:没有。我做的东西并不期待立即被大家接受,那不是我想要的。我希望自己的东西可以引发思考,带来更多可能,希望可以通过深入的探讨,离开慢慢僵化的主题。
在外国,像莎士比亚的戏,总是有很多方法,不只有一种方法去诠释。可是在中国,怎么去发掘原著里的当代性,就牵涉到我们究竟有没有自己当代的语言。如果还没有,用西方的方式来做,就只是一种形式的拼接,没有真正开放思维,建造出我们自己的一套系统。做《红楼梦》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怎么发明我们自己的词汇,找回我们讲话的方式。很多东西一直在发展,我相信慢慢可能会形成新的语言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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