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金托邦丨金庸世界中的“猎巫”战争与武林道义( 三 ) 战争|世界|魔教|交战|手段|邪魔|外道|

所以，嵩山派残杀刘正风的儿孙和徒众，神人共愤，但在正派人士自以为是的猎巫框架中，这却是必然结果。
（三）
美国学者克劳斯·P.费舍尔将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恐惧喻为一种强迫症，这种强迫症与中世纪人们对女巫的恐惧类似。在信仰的狂热和危险性幻想中，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形成了一种猎巫的“集体妄想” ，开始对犹太人进行大规模杀戮。（《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译林出版社）
正派中人因对邪魔外道的厌恨，也深陷强迫症困扰之中。一方面是对“正邪之判”的强烈坚持，人们对左道人士总是不自觉地划清界限，仿佛在躲避不洁之物。另一方面则是危险性幻想，陶红英聊到被她杀死的假宫女时，心神不宁，臆想神龙教主无处不在、时刻窥伺自己。并反复向与谈者确认当时的细节、寻求安慰。
就如开战正义给战时不正义提供了理由，对正义的狂热信仰和恐惧的妄想最终为不道义的杀戮提供了道义的理由。
这种情况同样伤害了名门正派中每个具体的普通人。丹尼尔·希罗说杀戮是将他人简化为“本质”的表现。但这何尝不是将自己人简化为“本质”的表现呢？你是名门正派人士，你的本质就是判别正邪，铲除邪魔。你不可以和田伯光惺惺相惜，不可以在五霸岗上和奇人异士交朋友，更不可以在灭绝师太砍人胳膊时有丝毫不忍心。因为你是名门正派的一份子，你喜好结交英雄的天性、你对杀戮发自内心的厌恶，统统都要被涂改成“嫉恶如仇”四字，并写在脑门上。以道义之名的无差别杀戮，在将对手简化成了符号的同时，也将自己简化成了符号。
除非你处在权力结构的顶峰，才能幸免这种简化。洪七公在华山之巅拍着胸脯说自己平生未曾错杀一人，看似展示正直无私，实则隐含着一种凡尔赛文学式的炫耀：自己实现了“不乱杀人”的自由。张三丰勉强有调停正邪冲突的资格，左盟主不许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探讨艺术，自己却阴养左道好手作为死士。正邪之判加剧了江湖中权力结构的不平等，顶级帮派的帮主、掌门可以跳出这个约束凭自己的良知抑或私利行事，甚至可以利用这一理念铲除异己、聚集人气。普通弟子和江湖上一般帮派只能戴着沉重的道义枷锁把自己变成嫉恶如仇的杀人工具。
（四）
这种杀戮对“道义”本身造成的伤害最为严重。
狂热信仰正义造成了不正义的杀戮，其后果就是在金庸的世界中，名门正派渐渐和虚伪画上了等号。最强调光明磊落、江湖武德的群体成了阴暗、算计的代名词，而邪魔外道、江湖恶汉却获得了另外一种评价：残暴却坦率，邪恶却真诚。
作为边缘群体的邪魔外道渐渐成了可以共情的对象。在名门正派伪君子的衬托下，戕害无数女性的田伯光、残杀不少无辜的谢逊顿时成了光彩照人的好汉。在林平之口中，直接害死他父母的余沧海、木高峰竟比岳不群高尚：“（余、木）害死我父亲母亲，虽然凶狠毒辣，也不失为江湖上恶汉光明磊落的行径” ， “哪像……岳不群，却以卑鄙奸猾的手段，来谋取我家的剑谱。 ”
阴谋暗算，便坦诚地阴谋暗算，决不用仁义道德来遮掩。光明正大和阴谋暗算发生了最为吊诡的意义反转：自诩光明的人因虚伪而不再光明；暗算者因坦诚而不再阴暗。这种想法最终影响了真正的正派人——不仅是正派人士。风清扬在和令狐冲探讨面对正人君子该不该使用卑鄙手段时说出一句名言：“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至，甚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 ”这次探讨标志着武林中一切神圣东西的被亵渎。自此，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不再是名门正派的仁义道德，而是邪魔外道的江湖亚文化。
但是，金庸世界的邪魔外道，和中世纪的巫师以及纳粹德国时代的犹太人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巫师和犹太人的恶纯粹是被妄想出来的，而金庸世界的邪魔外道确确实实具有残酷和嗜血的反文明本性。以赛亚·伯林为了批评启蒙运动带来的一元论风险以及丰富现代文明的包容性，刻意去发掘一些反启蒙思想家、“异端”思想家的价值，马克·里拉批评他是混淆了狼与羊的区别。个别反启蒙思想家就像是狼，他们对现代文明充满敌意。（《以赛亚·伯林的遗产》，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