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严”,当然是指现代文明的“严厉”,它作为社会发展的“铁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代表了“雄壮”的历史必然进程。但另一方面,这“严厉”的,却又是“母亲”,是“母题”和“母体”,孕育着生产力和人的自我更新的能量。众所周知,对“力”的礼赞,对“永恒之女性”的崇拜,是《女神》两大主题,这两者在这里悄然合而为一。在诗人的想象中, “近代文明”正是雌雄同体的理想型,是两性结合的新典范。同样众所周知,从《女神之再生》到《凤凰涅槃》,又有一个以“女性”为人类更新之机的线索,我想强调,郭沫若的“永恒之女性”已然是两性结合体,是雌雄同体的“一切的一”。两性合二为一,由爱欲主题转为文明视野,乃至代表了某种文化政治欲望,透露出《女神》的现代人性理想。
这是不是我的过度解读、牵强附会呢?未必。其实,早在法国十九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中,雌雄同体的人性范型就是乌托邦想象的一部分。和圣西门派有关的各类社会主义者们不仅构想新社会,而且构想两性合体的新人类,把亚当和夏娃两个名字结合起来,提出“亚当夏娃主义”,又命名这种理想型为“母父” (le Mapah)。从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街计划》手稿中搜罗的材料中,我们可以读到“圣西门公式:男人记忆过去;女人神启未来;二者结合洞察现在”,也可以看到一种新的乌托邦信仰, “在上帝中发现了女性和男性因素,力图通过神职的婚姻来复活这些因素”,在这样的信仰中, “父”是“铁一般”的, “母”是拯救的恩典,而两者必将“拥抱”。
文章插图
1930年版《女神》封面
两性结合成就理想人类社会,这样的意向,最终又在郭沫若对歌德《浮士德》的翻译中完成了隐喻。1947年,在解放战争的僵持期,郭沫若终于译成了《浮士德》第二部。 《浮士德简论》中,他对浮士德灵魂得救这一结局进行了中国革命的解读。在他看来,浮士德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进步个人主义,而甘泪卿/永恒之女性代表了人民民主,她携众天使出场救赎浮士德的灵魂,意味着天堂也起了“性别革命”。进步个人和人民民主的结合,也是“两性结合”,这才是中国《浮士德》的大结局,是中年郭沫若所憧憬的中国革命新图景。
当然,今天回看,不论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中国诗人郭沫若,他们的“两性结合”理想仍受制于“男性特征”“女性特征”这样的二分法,未脱于性别刻板印象。但我们也不应忽视隐藏其中的乌托邦因素,那是向往和“展望”,朝着一种充满性感爱欲而又超越性别区隔的新人性、新文明。
“两性结合”的论旨大体如此,本该收笔,但我们由“自然和人生的婚礼”也可以联想到《女神》中除此之外的“婚筵”,比如《日暮的婚筵》:
夕阳,笼在蔷薇花色的纱罗中,如象满月一轮,寂然有所思索。恋着她的海水也故意装出个平静的样儿,可他嫩绿的绢衣却遮不过他心中的激动。几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笑语娟娟地,在枯草原中替他们准备着结欢的婚筵。新嫁娘最后涨红了她丰满的庞儿,被她最心爱的情郎拥抱着去了。
我们还可以继续联想到,后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郭沫若最早把摩尔根、恩格斯等人的婚制理论引入中国古史研究,从婚制提供了社会变革的新视角。而在他的自传作品《黑猫》中,他又把自己的包办婚姻的婚礼讽刺为各种原始社会婚制的历史“孑遗”。当然,这都是题外话了,就此打住。
编辑:陈韶旭
责任编辑:李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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