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文汇学人｜王璞：漫谈《女神》中的另一种“两性结合” 南开|袁世凯|袁浪潮|南开学校

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剧曲诗歌集》横空出世，像“公开”的电波，“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由此“开一代诗风”。闻一多在1923年的书评中就发出著名的赞叹： “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称新呢！”1931年，诗集印行已经十年，钱杏邨还极为夸张地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坛上” “仅有的一部诗集”。而今，这部诗集已经一百周岁了，我们还能从中读出“新”意吗？我想试着谈一谈《女神》中的另一种“两性结合”。
为什么是另一种？为什么“两性结合”要加引号？两性爱欲的意象可不是什么新话题，毕竟，《女神》的背后正是郭沫若和佐藤富子的跨国族热恋。诗集题为“女神”，而其中以“Venus”这位掌管爱和美的女神为题的一首，就把“爱嘴”比作“酒杯”。但我所谓的“两性结合”却另有所指。不妨来重读诗集中的名作《笔立山头展望》，这首短诗在闻一多评论中就已受到特别关注，和“时代精神” “动的世纪”等主题紧紧相连，成为了新诗史上的经典：
大都会的脉搏呀！
生的鼓动呀！
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
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
四面的天郊烟幕朦胧了
我的心脏呀，快要跳出口来了！
哦哦，山岳的波涛，瓦屋的波涛，
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涌着在呀！
万籁共鸣的Symphony，
自然与人生的婚礼呀！
弯弯的海岸好像Cupid的弓弩呀！
人的生命便是箭，正在海上放射呀！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
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
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
近代文明的严母呀！
该诗作于1920年，极充分地展示了郭沫若《女神》写作爆发期的“抒情站位”。彼时的郭沫若，是日本帝国大学九州分校的医学生。大正年间的日本正在经历迅猛的工业现代化，按照日本学者伊藤虎丸的说法，郭沫若甚至也可以算是“大正青年”，但他不在消费主义兴起、遍布“咖啡馆女郎”的东京，而是生活在九州岛，有机会登高眺望日本的工业发展和海上贸易。笔立山下便是门司市。经过九州大学岩佐昌暲教授的细心考证，我们得知，就在此诗写作前几年间，门司从一座小渔港一跃成为工业城镇，岸上工厂林立，水面海运繁忙。郭沫若所展望的因而不仅仅是自然风光，而是现代的、繁忙的滨海盛景。风景是现代文学的重要修辞“装置”；如果说经典浪漫主义常以大自然的“崇高”和“优美”为抒情风景，那么，站在笔立山头，郭沫若所“绘制”的风景，却是自然的工业化，是自然和工业的结合，是“自然与人生的婚礼”。这里的“婚礼”已有一点两性结合的意味在。
现代性的动感（“……着在”）、主体的兴奋（“我的心脏”）、爱（丘比特）的热烈……这样一种新的物我交融的抒情风景，竟又以“轮船”为关键。在中国的“天下”崩溃、现代转型的体验中，蒸汽轮船这一意象实在耐人寻味。西方世界的“船坚炮利”，是百年屈辱史中的初始印象。而在“五四”时代，身在日本的青年中国诗人把现代工业的动态视作大自然活力的新进展，如此“灵视”以一个极精彩的比喻达到了高潮：诗人把蒸汽轮船“烟筒”冒出的浓烟——一种工业化“崇高”——比为牡丹花——一种富有传统诗意的自然“美”。自然和工业之间的类比表达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狂喜认同。
诗中“烟筒”的物象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工业美学的滥觞之一，在一种简单化的性别观中，它是和所谓的现代“雄壮”联系着的，而雍容的牡丹在中国古典中却又和传统“女性美”相通。这么说来， “黑牡丹”这一“二十世纪的名花”妙就妙在“雌雄难辨”，在两性窠臼之上，显出一种“结合的性感”。自然与人生的“婚礼”， “优美”和“崇高”之间的比拟，便是自然与工业文明的结合；Cupid的爱欲，便是现代性的力比多。
全诗结尾处的呼语（apostrophe），不仅把蒸汽船的浓烟比作“二十世纪的名花”，更把这正在席卷东亚、席卷全球的工业美感命名为——“近代文明的严母”。近代文明为何不能按照中国传统的类型，只是所谓“严父”或“慈母”，而必须是“严母”呢？这一回的“卒章显志”，既是“浪涌”的水到渠成，又在形象上有点出人意料。有熟悉日本文化的朋友告知，日本人的确有“严母”的说法和文化偏好，郭沫若或许受了影响。但我却希望再多做一点联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