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过一段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14岁那年,全家被迫扫地出门,搬进危房小阁楼;16岁那年,背井离乡来到穷乡僻壤插队落户,插秧、种田、养猪、放牛样样都干。几年后,回到繁华的上海,望着长不出庄稼的水泥地,我内心充满彷徨:这里能种庄稼吗?能喂鸡、养猪吗?除此之外,我还能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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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汝刚近影
后来,我被分配去工厂工作,内心充满喜悦:总算当上工人阶级了,如果有机会能去部队就更好了,工、农、兵三大事业我都能亲身实践。但是,这个梦想永远不能实现,家庭出身是沉重的包袱,我没有资格从军保家卫国。
由于我表现不错,属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领导培养我成为厂医,真是喜出望外。谁知,我的母亲突然逝世。守着母亲的遗像,心中隐痛。望着年迈的父亲,欲哭无泪,实在找不出安慰的语言,父子相依为命,家庭鲜有笑声。
1982年春季的一天,我下班回家,父亲露出难得的笑容,对我说:“中央这些老人马又出山了。”我明白这句话的内涵:“党中央拨乱反正,老首长恢复工作了。”我忙问:“哪来的消息?”父亲取出一张散发着油墨香的《新民晚报》说:“喏,这可不是小道新闻。”原来,在上海人心目中有着特殊感情的《新民晚报》复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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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汝刚:纸上大舞台|十日谈 | 申石伽】2016年9月9日王汝刚参加夜光杯创刊70周年活动
从此,每天下午排队买《新民晚报》成了父亲的功课,刮风下雨,乐此不疲。逢到厂休,我会主动承担。日长时久,认识了很多“排友”。比如,邮电局对门清真馆子“回风楼”的女厨师是位热心读者,逢人介绍:“什么东西味道最好?上海滩的《新民晚报》和回风楼的银丝卷、牛肉汤包。”
说真的,自从有了《新民晚报》,我家热闹起来了。邻居上门笑容可掬:“借张《新民晚报》好吗,我看上瘾头了。”厚道的父亲总是谦让:“快拿去看吧。”我不解地嘟囔:“不会自家去订一份报纸嘛?”父亲对我解释:“订阅《新民晚报》是不容易的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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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上演的滑稽新戏《上海的声音》
本来,父亲和我年龄相差50岁,他从事工程建筑,我喜欢文化艺术,两人共同语言并不多。自从《新民晚报》进了家门,父子交谈的内容增加了许多,尤其看到共同关注的题材,还会议论起来,这时,我才认识到,平时沉默寡言的父亲学问懂得不少。有一次,晚报刊登一篇介绍阳春面的文章,引起了父亲的回忆,他告诉我:从小生活在徐家汇附近的土山湾,当地老百姓把“阳春面”称为“阳青面”,而外国神父称之为“洋葱面”……我听得有趣,提笔写了一封信,内容谈论“阳春面”。信封上写着:“新民晚报收”,就算大功告成。次日,我把这封信投进邮筒。接下来几天,我傻傻地等待回复。谁知,杳无音讯。我才联想起来,这般情形与契诃夫笔下的小说《凡卡》多么相似:孙子在靴子店学徒,写信给爷爷诉苦,信封上写着:乡下爷爷收,自以为爷爷一定会收到,谁知……唉,我竟然也做了如此幼稚可笑的事。父亲知道后,没有取笑我,只对我说:“办事情不会一步成功的,坚持下去,才会有结果……”
从艺后,我有幸结识国画大师申石伽先生,他曾得意地举着《新民晚报》对我说:“书生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欲知天下事,每天读报纸。”他鼓励我写作,甚至亲笔写下“妙语天下笑星本色,意在言外菩萨心肠”送给我。就这样,我开始动笔写些短文,投稿给“夜光杯”。四十年来,从买报、读报到为《新民晚报》写稿,我心中明白,文字不是我的强项,真心感谢《新民晚报》的厚爱,给我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纸上大舞台”。(王汝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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