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技术创新国家治理的文化建设【中国之治@文化解码】专题作者：杨灿

文章插图
【中国之治@文化解码】专题
作者：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收入分配与现代财政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主任
新技术变革引发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
人类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伴随着国家治理模式的根本性改变。火种和耒耜的出现提高了农业产出，进而淘汰了原始部落；青铜器的出现使远征成为可能，国家的疆土开始外拓；第一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蒸汽机让工厂替代了手工作坊，让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短短几十年就让中国这个当时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中跌下神坛，传统小农经济被彻底打败；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电力技术推动了电灯、电话、电力机车、电视、电影的发明，令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深刻变革，国家间的联系和竞争也拓展到了新的深度；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出现的计算机技术更是将现代国家的治理水平带入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国家治理所需的工具和手段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治理的复杂性也随之大大提高。
与历史上的技术变革相比，当下在人工智能、移动互联、云计算、区块链、量子通讯、生物技术等诸多领域均不断涌现出革命性的新技术，这必将在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引发一场更为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这次变革中，信息、生物、物理和数字技术将深入融合，新技术的触角几乎延伸到人类物质和精神生活所能企及的所有空间和维度，必将在深度、速度和广度上深刻改变我们今天所认知的世界，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模式以及全球发展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可以说，科学技术已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
国家治理的本质是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生产关系又会反作用于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 。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冲刷着传统国家理论的支柱性概念——暴力、战争、疆域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让国家治理的核心要素经受着新的洗礼——对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理解和要求越来越高。
总的来说，新一轮技术革命对国家治理模式变革的推动作用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技术层面上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移动互联和大数据技术实现了疫情期间对病毒传播途径和易感染人群的精准搜寻；云计算和云存储技术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成本大大降低，移动网络又让社会公众接触公共服务的成本趋近于零；北斗导航系统的建立为我国交通运输、农林渔业、水文监测、气象测报、通信系统、电力调度、救灾减灾、公共安全等各个领域提供了基础性的技术支持。
第二，新技术本身也推动着文化的不断演进以及制度的不断革新。高铁技术的迅猛发展使我国成为全球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的国家，高铁也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名片，向海外展示着中国基建的强大实力；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金税三期工程让企业偷税、逃税无处遁形，政府税收征管成本大大降低，国地税合并也变得水到渠成。
总之，新一轮技术革命不仅为政府治理提供了工具，同时也要求政府本身需要具备更高的治理水平。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国家治理的理念和逻辑也要进行革命性调整。我们需要深刻把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逻辑，构筑一个与当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即建立以文化、制度和技术为核心的三位一体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虽然技术本身是中性的，但技术的应用却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消灭愚昧和贫困、带来技术红利的同时，也可能带给人类灾难和痛苦。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使用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可能会导致大量劳动力失业，特别是容易被机器替代的低端劳动力，这又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拉大社会贫富差距；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在预防和治疗癌症、延长寿命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产生了新的伦理问题。科技的发达程度越高，可能产生的风险和危害也越大。但是，技术革命是大势所趋，它不会因任何人的意志而停滞不前，我们需要兴利除弊，将新技术和国家治理进行深度融合，推动技术进步和国家治理向前迈出更大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