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科举制虽然严格，但是考官不看名字也能知道是谁的卷子( 二 ) 后期|高适|重来|算了|前期|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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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废除后，大批举子云集京城，京城的兴盛已不复存在，为他们提供所需服务的行业也随之萧条，当时有学者感叹：“迨科举既废，市场遂呈萧索之象，而朝臣们便以此为报。
读书人考中进士，进翰林院，自然前途无量，但也不能因此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朝廷还把他们考为翰詹大考。
《翰詹》是翰林院与詹士府的合称，由于翰林院是清朝最高官吏阶层的人才库，清代内阁大臣多来自翰林院，所以翰林的素质关系到朝廷的执政能力，因此对他们的考察要特别谨慎。为了不让他们因安逸懈怠而造成才学的荒疏，清朝在顺治十年建立了这一考试制度，以大考作为激励，直至光绪二十年才结束。
同时，詹事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因为它的职能就是辅佐太子，教太子如何治理国家，事关国储之才的培养，在封建时代，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太子顾问的能力和修养也要严格考核，所以也要列入大的考试。
《翰詹大考》一般十年举行一次，其中包括翰詹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编、审，还有詹事府职少詹事、庶子、洗马、中允、赞善等人。分数分为四等，获一等者，得越级升迁；得二等者，得五品；得三等者，得降一级、降一级、降一级。因此，每一次大考，翰林院和詹士府的人才都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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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考试压力太大，以至于当时的才子都会折戟。光绪初年，第一次大考，大家都看好了张之洞，但平日文思敏捷的他，那天状态极差，交卷迟迟不发，直到天黑点了蜡烛才做完试题，而且成绩也很差。
另一些人过于自负，把考试当作探囊取物，结果不了了之。当时才华横溢的曾国藩孙子曾广钧，在光绪朝的第二次大考中，大家都认为他可以考到一等，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进考场后，他居然和人谈笑，一直到黄昏，才匆匆了事，结果自然是考砸了。
翰詹大考不只看成绩，更重人品。翰林院编修陈御三，原本考得二等第一名，却遭言官李纯客弹劾，交由交院审查。本来他和张御史的弟弟一起去嫖娼，张御史就把这事告诉了李纯客，还说他经常替人当枪手，嫖娼只是操守问题，科场舞弊是重罪。这件事后来虽未查证，但此人从此埋没，就像唐朝的温庭筠，因为人作赋，被指扰乱科场，结果终身潦倒。
清末科考制度非常严格，为防止考官徇私，每个考卷的名字都被盖上，考官看不见。但即便如此，考生仍有办法与考官通声，使考官能大致判断卷子所属，考生在京城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交友的功效在此时才能显现。
因应试早已拜师于高官门下，有阅卷官之称，平日自然多有交往，他们的诗文早已遍体鳞伤，体式、文风都已为老师所熟知。考完后，考生离开考场后，立即抄下卷子上诗的前两句、殿试时策的前一行，派快马疾驰送到阅卷官的手中，阅卷时，阅卷官就会开卷一看即知是谁的卷子。但第二天，朝廷阅卷命令下达后，就不能送还，这就是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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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默契有时也会出现问题。光绪十八年，翁同和主持会试，阅卷时他一直在查张謇的卷子。事后见一卷书风雅朴茂，几位考官商议，认定这就是张謇的卷子，便将它点为一卷。成功者唱名，是武进的刘可毅。翁同和非常懊恼，查了半天也不知道刘可毅是个什么人。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家庭的孩子，曾任河道总督许振子的幕僚。原来他没有叫这个名字，但有一次梦境中，他梦见一个科会元叫刘可某，但是这个字很模糊，好像右边是“毅”，他觉得应该叫“毅”，便在考试前改名为刘可毅，这样考官就不知道他是谁了。之后，刘科毅觉得“毅”字和繁体字的“杀”字很接近，不吉利，就用“可杀”来称呼他，他也深感不安。其结果是，在庚子拳乱中，他确实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