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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科举废除后,大批举子云集京城,京城的兴盛已不复存在,为他们提供所需服务的行业也随之萧条,当时有学者感叹:“迨科举既废,市场遂呈萧索之象,而朝臣们便以此为报。
读书人考中进士,进翰林院,自然前途无量,但也不能因此就安安稳稳地过日子,朝廷还把他们考为翰詹大考。
《翰詹》是翰林院与詹士府的合称,由于翰林院是清朝最高官吏阶层的人才库,清代内阁大臣多来自翰林院,所以翰林的素质关系到朝廷的执政能力,因此对他们的考察要特别谨慎。为了不让他们因安逸懈怠而造成才学的荒疏,清朝在顺治十年建立了这一考试制度,以大考作为激励,直至光绪二十年才结束。
同时,詹事府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机构,因为它的职能就是辅佐太子,教太子如何治理国家,事关国储之才的培养,在封建时代,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太子顾问的能力和修养也要严格考核,所以也要列入大的考试。
《翰詹大考》一般十年举行一次,其中包括翰詹院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修撰、编、审,还有詹事府职少詹事、庶子、洗马、中允、赞善等人。分数分为四等,获一等者,得越级升迁;得二等者,得五品;得三等者,得降一级、降一级、降一级。因此,每一次大考,翰林院和詹士府的人才都喜忧参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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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样的考试压力太大,以至于当时的才子都会折戟。光绪初年,第一次大考,大家都看好了张之洞,但平日文思敏捷的他,那天状态极差,交卷迟迟不发,直到天黑点了蜡烛才做完试题,而且成绩也很差。
另一些人过于自负,把考试当作探囊取物,结果不了了之。当时才华横溢的曾国藩孙子曾广钧,在光绪朝的第二次大考中,大家都认为他可以考到一等,他自己也觉得很了不起。进考场后,他居然和人谈笑,一直到黄昏,才匆匆了事,结果自然是考砸了。
翰詹大考不只看成绩,更重人品。翰林院编修陈御三,原本考得二等第一名,却遭言官李纯客弹劾,交由交院审查。本来他和张御史的弟弟一起去嫖娼,张御史就把这事告诉了李纯客,还说他经常替人当枪手,嫖娼只是操守问题,科场舞弊是重罪。这件事后来虽未查证,但此人从此埋没,就像唐朝的温庭筠,因为人作赋,被指扰乱科场,结果终身潦倒。
清末科考制度非常严格,为防止考官徇私,每个考卷的名字都被盖上,考官看不见。但即便如此,考生仍有办法与考官通声,使考官能大致判断卷子所属,考生在京城花费大量金钱和时间交友的功效在此时才能显现。
因应试早已拜师于高官门下,有阅卷官之称,平日自然多有交往,他们的诗文早已遍体鳞伤,体式、文风都已为老师所熟知。考完后,考生离开考场后,立即抄下卷子上诗的前两句、殿试时策的前一行,派快马疾驰送到阅卷官的手中,阅卷时,阅卷官就会开卷一看即知是谁的卷子。但第二天,朝廷阅卷命令下达后,就不能送还,这就是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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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默契有时也会出现问题。光绪十八年,翁同和主持会试,阅卷时他一直在查张謇的卷子。事后见一卷书风雅朴茂,几位考官商议,认定这就是张謇的卷子,便将它点为一卷。成功者唱名,是武进的刘可毅。翁同和非常懊恼,查了半天也不知道刘可毅是个什么人。事实上,他也是一个家庭的孩子,曾任河道总督许振子的幕僚。原来他没有叫这个名字,但有一次梦境中,他梦见一个科会元叫刘可某,但是这个字很模糊,好像右边是“毅”,他觉得应该叫“毅”,便在考试前改名为刘可毅,这样考官就不知道他是谁了。之后,刘科毅觉得“毅”字和繁体字的“杀”字很接近,不吉利,就用“可杀”来称呼他,他也深感不安。其结果是,在庚子拳乱中,他确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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