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四 )


守孝期间,白居易经常与农民往来,因而对百姓的疾苦有了更多的了解。这段时间,他的生活是清苦的,没有了薪俸,只靠几个朋友不时寄些钱物来资助,以维持家人的生活。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在朝中,他感到的是相互欺诈、相互排挤、相互陷害的无情和冷漠,而在这里,他接触的却是勤劳朴实的劳动者,这让他松了一口气,可以在此享受“人情味”,于是他写诗道:“村中相识久,老幼皆有情。”
三年时间过去了,对于前途的抉择摆在白居易的面前,是就此隐退,还是重新走上政坛?白居易选择了后者,因为他还是想尽自己之力,有所作为的。
元和九年(814),白居易又一次走进了长安,他出任的官职是左善赞大夫,这是一个专门陪太子读书的闲官,皇帝的意思很明确,就是让他不得过问政事,做好“文职”工作。这与白居易的初衷又是不相符的。更加不幸的是,第二年(815),一场风波冲击了他。当时,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暗中派人刺杀了宰相武元衡,刺伤了刑部侍郎裴度。白居易认为这是国家的奇耻大辱,他难以容忍这种叛乱行为,于是愤然上书,要求捕杀刺客。当时的权贵,已经对白居易的直言怀恨在心,这次他们抓住时机,借口白居易不是谏官而越职上书与法制不合,对他进行攻击。最终,一纸令下,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在唐代,司马一职是没有实权的,只是留给被贬官员的一个名号。
到江州不久,白居易就给老友元稹写了一封长信,这就是《与元九书》。在信里,白居易对自己几十年的创作活动和文学思想做了一个总结。白居易认为,文学是反映社会现实的工具。他列举了古代的一些民歌,认为文学一开始就是根植于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能够真实地反映社会的面貌,帮助人们清楚地认识社会问题。因此,他反对“嘲风雪,弄花草”的形式主义作品,强调文学要为改善社会服务。
此外,白居易还谈到诗歌的特点,认为诗歌不是用理论来说服人,而是用深厚的情感来感染人的。他打比方说,一首诗就像一株果木一样,感情是根,语言是苗叶,声韵是花,意义是果实。没有感情的诗歌,就是没有根的果木,是没有生命力的。一首好诗,应该是思想感情和语言艺术的全面结合,而其中特别重要的又是思想感情,它是一首诗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他还特别赞赏《诗经》这部作品,认为其中有很多描写百姓生活、表达人们思想愿望的优秀民歌,其可贵之处,就在于它直接反映了百姓的疾苦,表达了人民的爱憎情感。
白居易的这些文学和诗歌理论具有进步意义,他的诗歌既有情感,又反映了百姓的生活和社会现实,因此成为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对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江州司马任上,他写了一首长诗,即《琵琶行》。末句的“江州司马青衫湿”,如果我们了解诗人的遭遇和处境,就能清楚地知道,“江州司马”就是指诗人自己。这首诗对后世古典戏曲也产生了影响,元代戏曲家马致远曾根据这首诗写了《青衫泪》这一剧本,清代学者、戏曲家蒋士铨也根据此诗写了剧本《四弦秋》。直到今天,这首诗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等名句,仍为人们所传诵。
元和十三年(818)十二月,白居易得到敕令,由江州司马升为忠州(治今重庆忠县)刺史。忠州的百姓生活困苦,白居易到任后,尽力减免徭役赋税,并亲自指导人们开垦荒地,发展生产,使当地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
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去世,穆宗继位,白居易被召回长安。这次,年近五十的他仍怀着一腔抱负,想担负起治理国家的责任。谁知,穆宗将其召回,主要是看中了他的文学才能,而不是重视他的政治才干。白居易几次上书论得失,都被穆宗驳回。面对此景,白居易有些沮丧,他认为,与其这样庸庸碌碌,不如出任地方官,为百姓实实在在地做一点事。